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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作家鲁敏的文学书单阅读笔记

《虚构家族》

所有的生命都是孤独的，麻绳一般漫长的独处中，真正幸福的时光像喜马拉雅山顶上的空气那样稀薄，而这稀薄中的氧气部分，实际上都是来自阅读。

——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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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的旧房子

大师们在青年时代，如同美人初长，气韵丰沛、动作认真，对自己的影响力，尚无乔张做致的顾盼感。相对于声名响亮的“印度三部曲”、《河湾》、《抵达之谜》，我更偏爱奈保尔的早期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此书出版于年，十年后，他获得布克奖，四十年后，获得诺奖。

同属早期的《米格尔大街》已被太多的蜜汁与撒花淹没，这里且不费口舌。相较而言，更早一些的长篇处女作《灵异推拿师》少人赞赏。写作此书时，奈保尔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三年，连续应征二十六份工作皆遭拒，寄居在伦敦某个穷亲戚的地下室里，这听上去是有点儿辛苦的吧。但此书行文宽裕，节奏极为自信，戏谑化的田野生存哲学，弄拙成巧的灵异事件，有如多幕轻型喜剧，滚滚烟尘中自有一股生猛。稍许有点儿轻飘，年轻人特有的，值得原谅甚至值得羡慕的轻飘。他到底才二十五岁呀，指缝里处处透出熠熠光华。并且，从这部处女作开始，奈保尔即大致划定了他的自留地：殖民文化与原住民、印度移民与新世界。以致最后获得诺奖时，人们很直接地，像给水果贴上标签：移民写作。我估摸着他老人家并不喜欢。

但地缘交错的写作背景，确乎总有异样之处，他们在作家身上铸成一种动荡而开阔、混浊河水般的基因—比如纳博科夫，其繁复的气韵、纯正的邪念与哀伤的幽默感，俄式、法式还是美式？实已辨不出真正的产地。或许每居一处，便会像刷油画一样，使得他更加地层叠缤纷。近年大热的石黑一雄，日式的慎终追远，格调清冷又现代派，与鲁西迪、奈保尔被并称为“英国移民作家三杰”（还是像水果论堆儿。他们三个，实在太不一样！）。再比如诺奖得主赫塔?·米勒，前几年大红的《恶童日记》三部曲、畅销到近乎俗气的《追风筝的人》等，他们的“锁扣”也都在于种族等级、殖民压迫、战乱、流亡等。尤其是《恶童日记》，其独特处还在于其文辞中特有的童稚笨朴之魅，这等神奇从何而来？出生于匈牙利的雅歌塔承认，她用非母语写作时，语言上尚无力达到文学性与复杂化。更年轻一代里，孟加拉裔的裘帕?·拉希莉（代表作《疾病解说者》《不适之地》）在美国当代文坛颇受注目，写作主题仍然是对移民身份的抗争与重建……

太多了，像一张偏执者的购物单，能拉出很长的一串来。鲁西迪本人对此也说过，“我们是一种不完全的存在，我们就是偏见本身”。是啊，殖民文化、革命迫害、种族式迁徙等，多么当下，多么全球，多么政治正确！读者、评论界、媒体、影视、翻译，都会扑上去的。

讲远了，回到奈保尔的房子。相对于处女作《灵异推拿师》的飘动感，《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则绝对“压得住秤”了。

这是一个男人与房子的故事。幼时的毕司沃斯因父亲突然亡故，家中房屋被出售，他从此开始在不同亲戚家辗转寄居。成年后入赘到女方大家庭，众多的长辈，女人们、孩子们、家具与饭食、进项与用度，使他日夜愤怒、疲惫不堪。他雄心勃勃试图另立门户、自己造屋，却处处上当乃至最终被人纵火。经过一次精神崩溃后的离家出走，他似乎走出了阴沉的运气，奇迹般地谋得一份差事，并终于替晚年的自己买得一幢房子，算是拥有了头顶上的一小片屋顶。事情就此完了吗？奈保尔可绝不会饶过主人公的。他分派给毕司沃斯先生的，是一幢破绽百出、能把人折磨至死的旧房子。新一轮的、更为深重的噩梦就此拉开伴有刺耳噪声的序幕……

索引派认为此书是以奈保尔父亲为原型。因小说的主人公也是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也做过小报记者，也动笔写点东西，也有一个瞧不起这个家庭的儿子—简直与奈保尔父亲形成镜像对位。父子关系，确实对奈保尔影响深远。从《奈保尔家书》里起码就可以瞧出这种带点励志与重托式的“家传之风”。奈保尔成名后，位置上升很高，越来越傲慢，并开始俯瞰山河，出过一本随笔集《作家看人》，以英式幽默刻薄掐捏若干名人与同行，比如甘地、福楼拜，包括他青年时代仰慕不已、对他亦有提携之恩的作家鲍威尔。其中，他也给父亲以相当的篇幅，定性后者为加勒比海地区一个不被世人所认知的失意作家，言辞间投射出复杂的孤岛式亲情与接力跑者的体恤。

这些也都是题外话了。人物原型、灵感出处、写作动机、作家心理活动等，从单纯阅读角度而言，可算作身外之物，或也不必纳入“阅读契约”的范围，又瞎又聋一无所知的阅读是最客观、最鲜美的。回到书本身。前后数数，我读过三遍。这对我而言，算是比较高的记录。倒也不是因为多么的出色，是一流的杰作。这些形容词，都是太大的帽子，不适合轻易戴到哪本小说头上。一再重返现场的原因很简单，只是对它的一种惦记，对初读时那种心境的回顾之想。

引人重读的小说，与其是否华美、是否智性，并不构成正比例相关，关键在于性格魅力，像结交一个富有个性的人。《船讯》（安妮?·?普鲁）是笨拙的天真汉，《拉格泰姆时代》（多克特罗）乃十足浪荡子，《五号屠场》（冯内古特）是旖旎的神经质，《我们的小镇》（桑顿?·?怀尔德）是垂眉菩萨，《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卡达莱）则是人间灵媒。它们都以其独特的调性而令我常年系怀。这大概也正是理想小说的独有境界。

奈保尔的这幢破房子，所吸引到我的，又是什么呢。率直地说，是一种满目疮痍、处处遭殃的倒霉蛋气息。我的口味向来不大上台面，对卑贱的、困厄的、辛酸的东西总有天然的亲近感。毕司沃斯先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如此，每一粒细胞、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无可弥合的悲剧与失败感，他那么努力、谨慎，动用心机，却处处跌跤、满嘴泥巴。就算偶尔看上去小有胜算，读者也会毫无同情心地等待着：看着吧，这里准有个绊子，他下一步就要四仰八叉了。奈保尔以一种特别的耐心，像连环套一样地反复勾勒，残忍地一刀又一刀，把毕司沃斯先生割得遍体是伤，却又滴血不出。起码他脸上都好好的，他总还是带着尴尬、轻蔑甚至有几分飘逸的笑，即便要骂人，也只会借着刷牙的时机，满嘴的漱口水，没有人能听得清。

中外小说里，有各样的畸零者、不识时务者、被损害与被污辱者，有时能看出来作家是爱这个人的，是怜惜和维护的。奈保尔却未必，或者说，他的态度，是严厉的，不赞同的，毫无原宥，这是男人对男人的，是移民者对移民者的，是替代式的儿子审看替代式的父亲的—这种审看，淋漓纷披，毕司沃斯先生身上一直没有暴露出的伤口、一直没有流出的败血，可能一点儿不少的，反转到奈保尔身上。我觉得，他写作此书，伴随着泣血无情的疼痛，近乎与他的整个青年时代，进行义无反顾的道别。这道别的力量，连绵不绝，反复地击打读者，反复践踏自己，反复质问人间。

还不止于此。

与这样一个几乎不愿与他目光对视的落拓男人相比，整部小说的环境，或所谓的“典型环境”，更是不堪到令人愤怒。奈保尔看起来既醉心于此，亦擅长于此。他用一种病态的、沉湎式的、自虐式的精细笔调，去描写毕先生各个阶段所置身的周边境况。

出产欠丰的土地。烂泥道路。房屋上威胁性的裂痕。他亲手豢养的家畜与软弱不忠的狗。儿子的订制校服，价格昂贵，又被弄坏。妻子至为重视但总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的装饰柜。对付慢性病的各种药片，无效的。不断捣乱的下等雇工……虱子般的琐碎，一波波涌上来，充溢着每一个白天夜晚，形成黏糊糊的、尘灰满面的生之压迫。

能看出来，这是奈保尔着意为之。他写得夸张，写得畅意。他或也清楚地知道，这会形成独特的质地，自会吸引到白白胖胖的优裕阶层，闲置的脂肪里挤压出苦涩但愉悦的文学汁水。推而广之地说，这也是移民小说中常用的一个技术性标配：衰败的低层情调。

低层与情调似乎不宜搭配。但从早已中产化了的审美来看，确乎又是一种蔚然成风的情调。与此类似的，还有绝症情调、失败者情调、自杀情调、背世者情调、亚文化情调等我不知该如何命名和归类的趋向。譬如我们总会看到，一到时间点，过节般的，人们就会抡圆了膀子拼命纪念梵高、卡夫卡、三岛由纪夫、茨维塔耶娃、海子、萧红、顾城、王小波……艺术家本身是孤美的，所遭逢的境遇是合乎时代情理、近乎必然的，但被后世者以一唱三叹、小合唱、大合唱的方式来反复传诵、抚摩把玩，便会面目全异了。实在都是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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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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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何人

写小说这件事，孤独、愉悦和烦恼都是巨大的，大到像大象那样，在书房里发出沉重的结实的脚步，阵阵看不见的灰尘扬得我满脸满身，让我惊惶又为之深深享受。但每篇小说，起码三分钟，会是纯粹好玩儿的。比如，给小说里的人取名字。

对主人公哪怕只是次要人物的名字，我向来比较谨慎，像赋予他们生命的双亲到派出所上户口那样谨慎，哪怕这种谨慎可能是多余的：大部分读者都随随便便像瞅一个代码一样就跳过去了，可我不行，我得对他们负责，我非常顶真地想着，姓名有着许多暗示与隐喻，气质上的、代际上的、地域上的、职业上的、出身上的，等等。尤其在视觉阅读中，姓名会传达出宿命的言外之意乃至对读者窃窃私语：瞧，他就是这么个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就是这么个命嘛。

故而在小说开场之际，替主人公想名字时，我总是兴致盎然，好像给自己吃一块小糖一样，细细剥来慢慢吮。为了避免自己过分猎奇、生硬，我会跑到书架前，翻开许多书，找书皮上印着的出版人员姓名，比如策划、校对、设计、摄影、翻译、销售主管等概不满意；若碰巧女儿在家，就鬼鬼祟祟借来她的同学名册，从头看到尾，又拆又合，念念有词，还是一个也不中意，觉得一个也不像我的主人公。他们的名字，要不太甜美，要不太惊人，要不过分平熟—如果我自己过日子叫这个名字倒也无妨，可这是写小说呀，写小说不就是让我来肆意虚构、夸张反叛、大胆试验的吗？同时，还有另一个障碍，可能也是我心理感受上的悖论，一个已经被现有个体“占有”了的姓名，哪怕是个从未谋面的人，但我还是会觉得这名字已经带有体温、价值与经验了，端端不好再用了，既冒犯了这位姓名的主人，也冒犯了我笔下的人物，两边不落好……当然还有一个蠢笨无脑的办法：翻字典，像求签人一样闭着眼任意翻到一页，继续闭眼然后用手在上面移动一番，停下，以为能蒙上一个“天意”或“天赐”之名……

试举一小例，我写《不食》时，里头这位主人公因为对这个世界的人类食物深感绝望，故选择了只吃树叶、花草、藤条等自然产物……那么他叫什么好呢，我不愿他叫“军”“磊”“峰”，也不愿叫“信哲”“宇轩”，更不想叫“迈克”“查理”。就为替他取个恰当的名字，我停工几日，为之苦想，同时也觉得自己这一执念简直好笑到滑稽了，本是虚构之境，哪里至于如此顶真？张三李四其实又有何不可？不，随即又自我反驳，张三李四确乎不可！就好比在商业规则里，对汽车运动系、香水新款、洗发水定义等需要很专业的再三推敲，作为一个“专注写作若干年”的写作者，这点小说家的职业牛角尖，钻一钻也是起码的吧。总之，挑三拣四，掂量一番，最终我为《不食》里这位特立独行的男人找到了一个只属于他的名字。嗯，这里就不说了，原谅我要卖这个一文不值的关子。为了弥补，我可以告诉你我最近一篇新小说里主人公的名字，他叫贺西南，一个像冰冻牛排那样一板一眼的人，对浪漫主义不屑一顾，但行动力极强。每次敲出贺西南这三个字，我就结结实实地感觉到，我的确认识这么个家伙，迎面碰上，我都能叫上他一块儿去吃饭。

顺便补充一下，哪怕有时特意要写出一种微若蚁蝼、泯然众人的人物效果，我也不愿去随意取名，诸如丽、秀、莲，等等。这种所谓的“平常性”，其实有一种我不太喜欢的明示与破绽，好像从一起笔起就打算草菅人命，带着相当世故的逻辑关系。不能够这样的，我反而会更加费力地去想这么一个所谓凡人的来路与出身，给他设计一份相称的工作，了解他喜好什么饮食，有什么口头禅，等等，并由此来设计他的姓甚名谁，像亲人一样地倚重与凝望他，给他建立一个属于他的世界，即便这只是一篇虚妄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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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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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父之名

我与父亲，从没真正生活在一起。一般讲，我只在春节会见到他。

他是本村早期的大学生，考到南京念大学，继而分配在那里工作，颇为荣光。重要的城里的工作使得他只在春节才能回乡。本地还有另一个在南京军区工作的人，他们俩一回来，就过年了。整个正月，他们俩与村里的书记、会计、赤脚医生、小学校长等各方面的有头脸的人，会被人们邀着吃“春子”，从初五吃到正月半，经常一天两顿。他们在人家的堂屋里伸手伸脚地围着八仙桌坐着，喝酒，打牌，交换各自的烟，谈论国家大事。

再冷的天，父亲都穿毛料的衣服；那个军官，则是威风凛凛的制服。他们从不穿棉袄，看上去比当地的任何人都单薄，可这是气派和合适的，大家都一致地同意：城市的人，是不怕冷的。这正是城市人漂亮的地方。

父亲死后，七七第四十九天，家里人请人放焰口，并烧掉他的许多东西。全是从南京收拾回来的，大部分我都没有见过，那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物件，一个活了四十四岁的男人半生的家当。奶奶再次哭得昏过去，姑姑们闭上眼淌泪，妈妈要张罗饭菜，便由我主要负责烧东西。俄文字典、围巾、画报、小木摆件儿、塑料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件羽绒衣，两面穿，一面银灰、一面褐色，十分肥厚。真好烧啊，一扔到火里，羽毛们就“砰”地炸开来，热气烘烘。我惊讶得忘记了心疼。想起父亲每年回乡过年，乡下那么冷的三九四九天，他从来没带回过这件羽绒衣。他是对的，他表现得像一个漂亮的城里人。大家至今都记得他穿毛料服，裤腿上两条线。

所有那些春节期间，我与父亲，说不了几句话。有那么几句，竟也记得。

我家有个习惯，一到春节，就替四周的邻居写对子，早先是爷爷，他做过私塾先生，写得端正老实，全是妇孺皆知的老派对子。后来爷爷老了，或者也未必是老，总之，换成父亲写了。父亲喜欢这个角色。他把家里装糖果的瓷罐子拿出来调墨汁，把方桌上全部的东西都拿到别处，架势很大。倘若邻居没有特别指定，他便玩乐，自作主张改动上下联的几个字，让人念得半生不熟；或另取唐诗、录古句。有时也写新编的，歌颂农村风貌的那种，是广播里报的，他注意听村广播站的内容，却一边听一边哈哈地嘲笑。他还会给对联加“裱”，抓起一张报纸，随意地团成一个团，然后蘸着金黄的调料，在对联边沿整齐地印上一朵朵花，挺绝。不过他有分寸，不会在人家堂屋、正门的对子上游戏。

有一次，写到“春风和煦×××”，他问前来取对联的小个子男人，指着第四个字：“认得？”“不，怎么可能认识呢。”矮小的邻居高高兴兴地摇头。“你呢？”父亲问我。

三年级的我紧张起来，父亲从来没问我的成绩，我考的许多一百分他从不知道，三好生等许多的荣誉……我常常感到分享的人很少。可是，这个字偏巧我不认识。父亲没作声，继续写，也不教我，邻居打招呼走了他也没停。那整个半天我怏怏不乐。我其实并不真想在父亲面前显得多么出色，但我生气他如此没有道理的考验。这种随心所欲，让我感到莫大的生疏。

我一直记得那个半草的“煦”字，大红的纸，黑墨。我到现在都不喜欢这个字。

除夕前全家大扫除，他只负责一件事，替大家擦皮鞋。他很有兴致，一只只先抹去旧灰，接着，浓浓地上油，放着，“养”一会儿，然后，找来一小块旧的真丝布，紧贴着皮面不要命地飞速地抽动。再旧的皮鞋，这样子一弄，都亮得惊人，他快活地把一家人的皮鞋排在一起。浓浓的鞋油味，非常洋气地往鼻孔里钻着。年初一，我穿上他擦过的红色猪皮鞋。然而这鞋子是上一年买的，我嫌小了，有些挤，只穿了小半天，便换下来了。他竟不高兴了，像嫌弃乡下孩子似的：“最起码的……一个人，要学会穿皮鞋……”

我那时不大清楚，到现在也不以为然，一个人，会不会穿皮鞋，有什么要紧之处。有一点，现在我擦皮鞋，跟他的习惯一模一样。尤其是最后一道，真丝布与皮质之间的摩擦速度，我相信那对于皮鞋的亮不亮，很关键—这些所谓的细节，在别人看来完全不值一提，也并非说我多么珍惜，但我与父亲所打的交道实在太少，况且，童年的事，一旦记上，就一直记着了。

正月里，父亲几乎每天都打牌到很晚，摸黑回来，还有酒气，裤袋里乱糟糟的，全是牌桌下来的零钞。他早上起得很迟，替他准备的四只水潽蛋，热了又凉了。如果这天没有人请“春子”，吃午饭时他跟我们一起。他不太说话，很快吃完，用一条手绢擦擦嘴，然后到外面，到光秃秃的晒场上转圈子。他一出门，我才开始真正放松地吃起来，让妈妈给我拣瘦肉，嚼出声音，添好几碗汤。我不习惯他在我家的饭桌上，有他坐着，我吃不好。

实际上我相当地怕他。我记得他曾经打过我，就在短暂的寒假里。某天，奶奶母亲忙碌着做鱼做肉时，我吃了一块她们熬出的油渣，不巧，却是块嚼不烂、咽不下的油渣，我刚要吐掉，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后面，严厉地命令我一定要吞下去。我嚼了又嚼，咽了又咽，却还是嘴里连着喉咙，七八岁的我很快哭起来，父亲继续骂我，他甚至踢起我，用他的皮鞋踢我的腿，可能并不是真踢，因为并不怎么疼，可我被那没有缘故的责难给打蒙了，实实在在地惧怕起父亲，我巴望着他赶紧回南京。我不要过年。

这一块我无法吞下的“油渣”，曾被我隐约地写进一篇小说。我本不该这么利用这个私人细节。可我没忍住。

再长大一些，我了解到更多父亲的事情，这虽然并不能够使我轻易地谅解父亲当时用皮鞋踢我的事情，但我可以宽容地推测：每一个回乡度假的春节，他是不快活的，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体恤他——他在南京另有他的生活，他正周旋于他的个人欲望之中，他看到老家，看到我母亲，是气恼与回避的。他是借“油渣”拿我撒气；可能，他也生气我对他的不亲昵。再进一步说，他跟我一样，跟母亲一样，也是一个没有体会到天伦之乐的人，他同样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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