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毕节开展的政治经济活动对苗族人民的影响

作者：康丹瀛

红军在毕节活动期间，开展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在政治活动方面，在毕节建立省、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帮助苗族人民建立苗民自救会，在经济活动方面，向群众宣传贫苦根源，带领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分发物资给贫困群众等。这些活动给苗族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赢得苗族人民积极支持红军在毕节的活动，实现了红军在毕节的战略任务，并结下深厚友谊。红军大部队走后，剩下的红军继续带领苗族等各族群众开展反压迫剥削的斗争。

红军；政治经济活动；毕节苗族；影响

导言

红军长征在毕节期间，在政治和经济建设上有较多的建树。其中尤其以红九军团和红二、红六军团开展的活动最多，影响遍及毕节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毕节期间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拥护，使毕节“广大群众革命的热情，如潮水般地汹涌。”[1]创造了被称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期间的“黄金时期”，成功打赢乌蒙山回旋战，摆脱“最艰难时期”的桎梏，实现了在毕节的战略目标。现就红军长征在毕节期间开展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对苗族人民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红军在毕节苗族地区开展的政治活动

年和年，红军数次进入毕节开展活动，其中时间较长、活动范围广、影响大的是年4月红九军团进入毕节和年2月到4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毕节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中红二、红六军团通过开展政治经济活动，赢得战略主动，从而补充了人员给养、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胜利完成战略任务。

（一）开展革命政治宣传

红军长征期间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工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使广大毕节贫苦的各族群众明白了压迫自己的敌人是国民党和蒋介石，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从而使毕节人民支持红军。如王震派谢中光到六寨苗族中开展政治工作，并亲自接见苗族代表。乌蒙山回旋战中红二军团在滑石板苗寨开展宣传红军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匪军之政治工作人员，司有对外宣传之专责，并不负有其他之军事责任。故其所过之地，无论如何偏僻，具有匪军大字标语，遍书于各碑岩墙壁之间。”[2]可以说，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回旋战中的革命政治宣传，是取得胜利的一大条件，由此可知红军开展的革命政治宣传成效明显。

（二）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期间在毕节建立根据地，是从当时的整个革命和红军长征的目标做出的战略决策，从酝酿到实现经历了两个阶段。即红九军团作为“战略骑兵”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阶段和红二、红六军团在长江以南活动牵制敌人为中央红军减轻压力的阶段。这两个战略任务，都要求红军在黔西北一带建立根据地，吸引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和注意力，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1.酝酿时期。年中央红军红九军团伪装主力牵制敌人，从4月5日到4月17日，历时13天，穿越金沙、大方、毕节、纳雍四个县，[3]“打算在苗族聚居地区建立一个落脚点，一个后方根据地。”[4]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呢？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特殊，战略意义凸显。“那地方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都很好，作为一个落脚点是相当理想的。”[5]这片区域纵横50里，处于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地理位置优越，北上可入川，西去可入滇，南下可入桂，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在古代被称为“入川门户”“锁钥滇桂”的重要地方；其次这里苗族人口较多，群众基础好。乌蒙山区的苗族人民居住在黔西北、滇东北、川南等，其中以毕节苗族人口最多。他们“历来受汉官军阀压迫”，是红军天然的盟友，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但因为形势有变，所以很快便离开了毕节。

2.建立时期。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毕节建立了省级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这是在中央军委指示和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是有军委的指示。年1月28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并建议红二、红六军团“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6]2月8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我军一部于六日进占大定，另一部前去占毕节城，争取在川黔滇边创立新根据地。”[7]年2月12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并指示“你们即应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区域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8]由这些电文来看，当时中央军委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在川滇黔结合部“建立根据地，配合作战”，后来又指示要“单独行动，建立新根据地”。二是有群众基础。为了建立根据地，红九军团、红二、红六军团都做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当地民俗风情、地形环境。如王震“找了毕节附近比较有声望或者是头领之类的少数民族来开调查会，主要是了解当地情况和附近的地形，原来打算在毕节建立根据地。”[9]由此可见王震接见六寨苗族的代表也是为建立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做准备。年2月7日，在大定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政权机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2月17日迁毕节)，颁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明确宣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省广大人民的临时革命政府”，并立即开展政治和经济等工作。

（三）建立基层革命政权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红军派出大量干部，帮助贫苦农民建立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打击国民党基层政权及地主阶级。据统计这期间建立了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和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中共毕节临时区委等8个区苏维埃临时政权和95个乡、村的苏维埃政权。其中大方县瓢儿井、响水、七星关区海子街、朱昌、长春堡等区苏维埃政权，大方县兴隆、八堡、新开和今七星关区的朱昌、五里坪等乡、村苏维埃政权范围都是苗族居住区，通过这些政权开展宣传活动，使苗族人民积极投身到参加红军行列中，“该处浪人投入匪党者约五分之三。”[10]正是通过建立基层革命政权，争取到毕节人民的大力支持。对红军“扩红”、解决补给等起了很大作用，使红军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四）建立苗民自救会

毕节苗族人民饱受官僚和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需求，与红军具有天然的阶级感情，是红军的坚定的阶级盟友。年4月8日红九军团进入大定，4月12日从瓢儿井出发来到八堡，当晚领导六寨苗族同胞建立“苗民自救会”，李绍北任主席，建立“苗民自卫队（有文献称为苗民自卫军）”，李绍北兼任队长，马顺亭任副队长。从性质上讲，这是一种基层政治和军事合一的组织，是基于红九军团打算在苗族聚居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的尝试和产物，即建立根据地从基层开始，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有条件让红九军团从上至下建立根据地。所以，我认为苗民自救会这个组织类似于今天的乡级自治政权组织，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地方自治政策中的民族乡的最早形式，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民族自决”的基层表现形式，是红军对苗族处境和斗争方向的认识的结果，即发动和帮助苗族人民组织起来开展自救，反抗压迫自己的剥削阶级。

从红军在毕节开展的政治活动内容来看，红军把地理环境和民族情况作为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条件。通过开展政治宣传教育，建立各级苏维埃革命政权，完成发动群众抗日反蒋、“扩红”五千和补充给养的斗争任务，同时在毕节的大地上播下革命的种子。

二、红军在毕节苗族地区开展的经济活动

红军在毕节开展的经济活动中以红二、红六军团的工作最有成效，其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虽然从提出来到实施的时间都很短，但却为红军补充给养、赢得战略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工作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加强政治宣传，唤醒群众意识

红军长征到毕节，当时的毕节人民贫困程度很深，人民生活贫困。由于交通不便，以背柴、背盐巴为生的劳动者甚多。他们赚的钱很少，无法维持生计，到青黄不接时，只好吃野菜度日。[11]年毕节燕子口区仁义乡共五百多户农民，年关断粮的就有户；龙场区黄泥乡户农民，只有30床棉被；黔西县石板乡有二百多户苗族，住在岩洞里。[12]地主强迫贫苦人民种植鸦片等比比皆是，所以红军通过抗日救亡的宣传以外，还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说明“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在广大人民中揭开了穷富的秘密，号召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剥削，解放自己。[13]通过这些宣传，使群众认识到贫富差距是阶级剥削产生的，从而唤醒群众的阶级意识。红军在毕节张贴了许多标语和布告，宣传红军的主张，如红六军团政治部在毕节印《对苗族的标语口号》14条中有“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解除苗家僮家的痛苦”“苗家僮家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等就是红军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14]国民党的报纸则报道“共匪方面偏会运用其欺诈手段叫民众恢复市场，居然也是公买公卖，并且还买东西给许多穷孩子吃。”[15]可见红军看到毕节人民群众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所以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中明确指出要“激进地改善人民生活。”并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迅速改变贫困人民的生活。

（二）打土豪分田地，解决粮食问题

年红九军团在大方县六寨、瓢井镇一带打了几家土豪，把土豪家的一部分财物分给穷苦的群众。附近的苗族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到瓢儿井来领盐。[16]当时瓢井区（第十区）区长陈鸿庥呈文中说“至于盐防军队损失，去枪四十余支，并阵亡队长马骥、中士李定国二名，即不为匪所没收者，亦被该街乡贫民、夷苗等乘机打劫一空。”[17]年红二、红六军团在毕节活动期间，今七星关区灵峰寺苗族游击队在队长傅少文带领下去毕节城里跟红军一道惩贪官、打大户，并将城里“黑神庙”国民党仓库里的粮食，背回灵峰一部分给游击队食用，其余部分分给“干人”们。[18]红军在赫章县活动时间，苗族杨海舟、杨树清等因给红军带路，在红军攻打平山堡、活捉顽匪刘洪祥的战斗中立了功，红军发给每人大洋10元和腊肉、大米等食物；在可乐、葛布期间没收当地土豪安成基、罗启隆的财物分济穷人，葛布苗族张亚西、马天富等，每家分得包谷一斗五升。[19]国民党的报纸也记述红军帮助贫困群众“弄得他糊糊涂涂也觉得共匪是他们的救星，真正为的是他们的利益和解决他们的痛苦。”[20]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活动，解决了红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帮助贫困群众改善了生活条件，开辟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时期的“黄金时代”。

（三）发给群众物资，解决经济困难

红军在毕节活动期间，将打土豪及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物资除了留下部分解决补给外，其余的都发给贫苦群众，解决人民的物质困难。如年“发盐的第二天下午，忽然发现有一个身穿花衣服的苗族妇女也在群众中间，当即由地方工作部同志向她宣传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说明民族平等，红军和苗族是一家人，等等。同时，分给她比给汉人多一倍的盐，又分给她一些没收来的商品。”[21]年2月21日苗族独立团团长李绍北派李德洪，杨易昌到毕节去向王震同志报告。李德洪、杨易昌在毕节住了两天（年2月23日），王震同志把与苗族代表在百花山福音堂合影照片交给李德洪，还拿了六斤大烟托他们带回送给六寨寨老。[22]年3月16日，红二军团第四师宿营在威宁县的兴隆厂、天生桥一带威宁苗族罗伯亚米家后留下豆子，他认定这是红军故意留下的，他们叫它“红军豆”。[23]在赫章，红军打土豪分给群众物资，其中落水洞的苗族农民朱老二，分得一套衣服穿上后很高兴，穷哥们也为他高兴，喊他“红军老二”。[24]通过这些活动，使部分苗族贫苦农民缺衣少食的情况得到改变。

（四）买卖公平合理，付费使用物资

红军在毕节活动期间，在行军中使用物资，都是给予补偿或进行购买。如年3月19日红六军团住宿在麻乍坝海营，次日凌晨，喂马的战士手执火把照明去喂马，不慎火焰点着了稻草，烧毁了20户人家的房屋财产，后报经红军领导王震决定：赔偿群众损失，处分肇事者。红军据群众自报，分别赔偿了大洋。[25]被称为“火烧海坝营，赔了一驮银”。红军在赫章葛布期间，在苗族王明道家吃了几只鸡和几升包谷，临走时给了两块大洋。在杨姓苗族家里，红军杀了他家的一只羊，还吃了一些甜酒和粮食，然后将钱放在羊皮里面。红军请苗族农民王约伯夫妇做事，给了他们好几块钱。[26]这些事例生动地说明了红军长征在毕节期间买卖公平合理，使用物资付费的事实。通过这些经济活动，使红军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成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走出“最困难时期”的束缚。

三、红军在毕节开展的政治经济活动对苗族人民的影响

红军在毕节苗族地区开展的政治经济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红军的行动和他们对人民的感情，给苗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苗族社会反抗压迫和剥削有了许多启示。

（一）政治活动的影响

从政治方面的影响上来说，红军在毕节开展的政治经济活动，对苗族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认识革命道理。红军在毕节苗族中开展的政治活动，影响是多方面的，通过红军的政治工作及革命宣传，使苗族人民认识到一切人都生而平等，没有哪个人是应该受到剥削压迫的，一切民族之间平等，没有哪个民族是应该受到剥削压迫的。天下穷苦人都是一家人，民族之间只有文化不同，没有本质的矛盾，只有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是根本矛盾。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只有跟随红军才能得到翻身。这些宣传和教育使苗族人民幡然醒悟，从过去的盲目斗争到参加革命斗争。

2.接受红军领导。清末以来，对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毕节苗族人民曾经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也与其他革命力量结成联盟进行斗争，但最后都失败了。在红军政治活动及宣传下，苗族人民接受红军领导，成立政治组织“苗民自救会”、组织苗族独立团、苗族游击队等武装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斗争。有些团队负责人为革命付出了生命。例如苗族独立团团长李绍白、“齐心会”首领王炳安等。

3.结下深厚情谊。红军长征在毕节期间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对苗族人民的好，使苗族人民把红军当成亲人，在红军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为红军做事。如大方六寨苗族独立团队员杨以沙等救治在将军山战役中受伤的红军战士，纳雍新房一带的苗族群众救助红军受伤掉队的伤员，红军战士牺牲后将其埋在苗族坟地上。红军在过七星关过程中，苗族妇女王幺妹和李小润将掉队红军打扮成苗族青年的模样骗过国民党军，才顺利通过哨卡。[27]年10月，时任威宁县委副书记的朱佳仁（苗族）随贵州省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当贺龙元帅得知他来自贵州威宁时，高兴地说：“红军过威宁时，就是穿你这种花衣服的苗族老人送我们走了几天几夜。”[28]红二、六军团在赫章、威宁一带开展乌蒙山回旋战中，因有苗族群众带路，使红军能够在十分险恶的地理环境中胜利出境。

（二）经济活动的影响

从经济方面的影响讲，红军在毕节苗族地区的经济活动，使苗族人民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土地等经济资源，只有红军和共产党才把人民的生产生活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进行对待，只有红军才是最值得帮助的。红军的经济活动对苗族人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提高了认识。由于从事半猎半耕的经济发展状态，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非常封闭，因此，在经济上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没有吃，没有穿，到处迁徙。通过红军的政治宣传和经济活动，使苗族人民的认识得到了提高，如六寨苗族自然领袖李正芳在与王震交谈中说：“过去，在我们眼里，汉人中是没有好人的。自从红军来了以后，我们才觉得，汉人中的干人也和我们苗家一样苦，过的也是磨骨头养肠子的苦日子。”[29]苗家的贫穷并不是命中注定，而是阶级剥削的结果。

2.改善了生活。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发放物资等，使部分生活非常困难的各族群众改善了生活。例如威宁兴隆厂、天生桥一带苗族罗伯亚米家后来留下的“红军豆”的故事，许多贫困苗族人民分到了盐巴、衣服等，这些东西都使极贫的苗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3.点燃了火种。红军在毕节活动时间不是很长，但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毕节部分地方的苗族人民积极开展斗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许多追求革命的典型。“他们不仅有力地支援我们红军长征，而且很多人成为以后当地革命的骨干。”[30]如曾经接受过红军的教育，帮助过红军脱险的赫章法科苗族张光明（文献中又称为张光宗），他经常教育孩子要与国民党斗争，临近解放初期，地下党领导的川滇黔民主联军“通过曹国州牵线和革命思想传播，得到苗族自然领袖张官民支持，由张组织了40多人，30多支枪”[31]于年11月26日参加了野鸡河战斗。新中国建立后，张光明参加了工作，任村农协主席，成为受过红军政治教育的第一代苗族干部。其他各地的苗族群众则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剿匪斗争，一大批苗族参加了革命工作。

红军长征到毕节期间，各族人民受到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歪曲宣传，如毕节城南三十里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贫苦的苗家，由于统治阶级的反动宣传，他们很怕红军，有些人躲到山里去了”。[32]后来遇到一个苗族老太太，通过和这个老太太交流，并为苗族老百姓打扫房屋等，老太太对他们说：“你们是好队伍，没有饭吃，空着肚子还替我们干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对苗家这样好的军队。”这些行动得到群众的认可、支持和帮助，体现了红军在毕节期间的经济活动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三）红军与国民党对苗族政治经济活动的比较

红军在毕节开展的政治经济活动取得很多成就。同一时期从国民党“剿共”的成绩来看，下述三个方面的不同导致结果存在巨大差别。

1.阶级感情不同。从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与苗族人民的接触来看，红军把苗族人民看成是红军的天然盟友，帮助苗族人民建立“苗民自救会”“苗族独立团”等政治和军事组织。国民党虽提出了一些对策，如年5月5日蒋介石“预定”事项中有“苗民教育”，“招募苗兵，成立苗军”等内容，[33]但除了教育有所作为外，并无实质行动。这些理念和行动的差距，是源于不同的阶级感情。

2.战略认识不同。红二、红六军团在毕节活动时期，充分认识到苗族人民聚居区的地理位置和阶级优势，是可以建立根据地和争取广大群众支持的。国民党方面却认为这个区域“这些山岭山城，人口既少，苗夷又多”，[34]把苗夷人口多看成是阻碍红军活动的天然障碍，尽管国民党获悉“匪原拟在黔西、大定、毕节、水城一带造赤区，与朱毛遥应，现拟北窜古蔺，赤化川南，已饰许绍宗注意。”[35]但当红军进入赫章准备开展乌蒙山回旋战的时候，国民党方面认为“目前西南剿匪应当著重军事，政治解决的说法，在此时此地是不适用的。”[36]因此国民党军队在乌蒙山战役中惨败。我们认为，其失败的原因除了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外，可以说也是政治工作特别是民族政策的错误造成的。

3.民心背向不同。国民党和红军在经济方面对老百姓的态度迥然不同。如红二、红六军团在决定开展乌蒙山回旋战的时候，准备了充足的干粮“据万指挥官鱼戍电，江[共]匪于赫章野马山等处窜走时，全部均办炒米包谷甚多，除匪兵自负，并拉民夫背负。”[37]而国民党军队则遍地搜刮，如《镇雄常德乡乡长常钧业给县长的报告》称国民党军队“作威四处，拉夫运粮，放枪乱打，将老幼男女追赶。入其民室，即将米粟、洋烟、银钱、油肉等搜刮罄尽，鸡豕捉完杀绝，动用木器、方板，毁尽无余，沿途禾苗踏平殆尽。”[38]当时国民党军官刘东岩记录了一首民谣“宁愿匪来驻；不愿兵来扰!匪来犹得剩斗粟；兵来家无铺床草！”[39]他经过调查认为这些民谣是真实的。从这些相同阵营却内容不同的文献来看，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经济方面对待老百姓存在巨大差异，群众和地方对国民党军队深恶痛绝。

4.通过这些政治、经济活动，红二、红六军团在毕节创建了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其在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为顺利开展乌蒙山回旋战，摆脱“最艰难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红军正是以自己出色的政治工作做好充分准备，赢得了群众，赢得了机会，最后赢得了战争。

结语

红军长征在毕节期间开展了许多政治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在苗族人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红二、红六军团在毕节期间开展的政治经济活动，避开自身短板，采取灵活措施，唤醒了山城，赢得了群众，扩充了兵员，传播了革命。同一时期国民党方面对形势判断失误，采取单纯的军事政策，为红军赢得胜利提供了条件。红军通过开展经济政治活动传播了革命思想，保存和扩大了自身力量，胜利完成了战略任务，而且传播下革命的火种。红军走后留下了许多红军干部，引导毕节各族人民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推动了毕节苗族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可以说红军在毕节期间取得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政治的胜利，更是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的胜利。

（文/康丹瀛；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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