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是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去世一百周年，编辑部特组涂尔干的研究主题文章，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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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神圣社会——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

本文作者：渠敬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摘　要：本文试图从涂尔干所揭示的失范之现代性内在根源入手，详细剖解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以此来表明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是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间，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连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为了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涂尔干分别从法团、国家、财产、契约四个规范性范畴出发，对社会的性质做了历史论证。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其宗教研究中，还从本体论、实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方面对社会存在做了证明。最后，本文还表明，涂尔干对教育核心议题的讨论，是试图解决道德的凝聚，乃至文明内在精神的传承等问题。本文希望以此来纪念这位思想的集大成者逝世一百周年。

一、引言

年11月15日，爱弥尔·涂尔干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时，这个世界依然还处于战争之中，美国加入了进来，甚至遥远的中国也宣战了。在离世前的几天，涂尔干在给他的外甥马塞尔·莫斯的信中说：“我陷入怀疑之中。我不是一个好学者，但我会继续下去……此时此刻，生不如死！”（Fournier,:）

整个世界裂解了。现代造就的一切文明手段，都被用在了战场上。而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最残酷的莫过于他的亲人们因战争而死。仅从大战伊始到第二年，涂尔干亲手带大的弟子，也是《年鉴》学派的中坚，MaximeDavid、AntoineBianconi、CharlesPéguy、JeanReynier、RobertHertz一个接一个地牺牲在战场上。到了年12月，涂尔干最心爱的儿子安德烈（AndréDurkheim）在比利时前线阵亡。

涂尔干是在两个月后才得知这样的噩耗的。此前，他已预感到了不妙：“时间过得太慢，恐惧已太久……周围含混不明的一切，无法解脱我的恐惧，怎能让我不忧心忡忡”（Fournier,:）。此时他还在坚持他的教学和研究事业，却内心悲凉。他在给莫斯的信中说：“人只有承受，才能活着，生命必将获胜！这是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心中毕竟还有其他的力量存在。”（Fournier,:）安德烈是涂尔干最爱的孩子，聪颖、勤奋也懂事，父亲倾心培养了他，正要加入《年鉴》学派的行列。子承父业，是父子二人最大的心愿，也是两人间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纽带，而如今，一切戛然而止。

然而，涂尔干心中的那种“其他的力量”并未因此泯灭。就在年初的一次由Manuelgeneraldel’instructionprimaire组织的研讨会上，面对来自法国各地的小学教师，涂尔干做了题为《法兰西的伟大道德》的演讲。他说：“战争前夕，法国的公共生活依然是混乱的、平庸的，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沉重的负担。而这场战争，反而引发了英雄主义的高涨，唤起了我们毫不迟疑的力量，我们只有面对危险，才能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我们要想不再落入过去的窠臼，就必须把所有人的意志引向一个目标，危机的时代如此，常规的时代也要如此，从而超越所有的宗教象征和党派纲领。”“这个目标，就是伟大的法兰西道德，这是我们每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对人类的义务！”（Durkheim，［］：-）

这是在现代欧洲遭遇最惨痛的危机时刻，涂尔干流露出的心声。他屡经欧洲文明的动荡和苦难，这场战争恐怕是最为深重的一次。然而，他的儿子和弟子们分赴前线以致献出生命，恰恰说明他的志业决不仅仅是在书斋和讲台上，而是与他的祖国和家园紧紧联系在一起，以个人的生命代价谋求更大的生命价值，去维续伟大的法兰西道德。他所要塑造的这种道德，承担着对于这个国家乃至人类的义务，如今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戕害。

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既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也是经历着各种深刻危机之时，灿烂与阴霾始终相伴而生，似乎发展程度愈高，毁灭性就愈大。正是在那个时代的当口，各种舆论、学说和主义纷纷出笼，人民大众时刻准备揭竿造反，主权国家之间则始终相互觊觎和防范，进而掠夺对抗。巴黎公社的革命发生在涂尔干13岁那年，而他59岁去世的时候，一次大战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协约国的阵营增加到27个国家；那一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世界历史的图景又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换。

在此，我们纪念涂尔干，不仅仅是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要追忆和拣选那段现代历史的轨迹，去理解和体味涂尔干所代表的思想家们，通过思考的努力而化解时代之困顿、开辟文明之未来的建设工作。西方的现代历程不只是我们曾经以为并加以效仿的榜样，同时也处处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险。同样，中国的现代历程也走得曲折、艰辛，总是企图在现代性的压力下不断清算文明传统，造就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来。现代性这副为了自我保全却必须舍我其谁的面孔，虽说激发出了无限的活力，却也踩探着无尽的深渊。涂尔干所要揭示的，恰恰就是现代性的这种背反之处。

二、危机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欧洲换了一幅景象。机器运转的速度加快了，城乡间的流动加快了，雇佣阶级的集聚加快了，资本的再生产加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不满情绪的累积加快了，心理上的压抑加快了，竞争加快了，冲突的频率加快了……政治斗争也前所未有地错综复杂起来。比涂尔干早半个世纪的托克维尔在其最后的岁月给友人的信中说：他的国家“难以忍受地令人生厌”，“为了股票上涨和工业事务上的成功，这种政体在暗地里操纵最重大的事务”（托克维尔，：-）。十年前，在为年革命所写的《回忆录》中，托克维尔也曾说：

中产阶级的独特思想成为统治的普遍精神，既主导对外政策又支配国内事务，这种思想活跃而灵巧，常有不道德之嫌，通常有条不紊，有时却因虚荣和自私而流于轻率；优柔寡断、温和中庸，但讲究享受。这种精神与平民或贵族精神相结合，可以产生奇迹，但单凭这种精神却只能导致一种既无德性又无威严的统治。……中产阶级，也称为统治阶级，由于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而且很快又囿于自己的私利……（托克维尔，：46-47）

他还说到：

必须在各党派和他们所处的漩涡中长期生活过，才能理解人们相互推挤而偏离各自的目标的行径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世界的命运受到创造它的人们的影响是多么大，但却常常与人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宛如一只风筝，在风力和引线相互抗衡下艰难飞翔。（托克维尔，：64）

旧时的温情不再，资本固然会随着机器的齿轮飞奔向前，却也会拖着自我保存的庸俗的影子。到了涂尔干的年代，这种情况就更为加剧了。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的第二版序言中说：“迄今为止，这种混乱状况从来没有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有人断言，我们的社会在本质上已经在向工业社会发展，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正是道德沦丧的根源。正因为经济事务主宰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把整个精力都投入在了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经济原则的匮乏，不能不影响到经济领域之外的各个领域，同样，公民道德也随之世风日下了。”（涂尔干，：15-16）

涂尔干讲得很清楚：工业社会的病灶就是失范（anomie）。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1）各阶层相互倾轧侵占，传统的伦理规范消解；（2）无规范即无尺度、无界限，法律的治理让位给公众意见（舆论）；（3）强力法则至上，到处是对抗和防范机制，赢者通吃；（4）个体上自由泛滥，政治上党派纷争；（5）世俗化进程加快，人们既无敬畏感，也无归属感。而失范的病理却有着现代性内生的根源，这与现代人对于个体、家庭、社会、宗教乃至政治形态的基本构想和构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需要从思想上作一番总体的清算。

第一个问题，是个人主义的问题。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主义中的极端自我化、个人化和平等化，是需要检讨的。《自杀论》是一部典范作品，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的诸多面向。有关自杀现象的统计分析直接表明，现代社会中所有倾向于割裂传统形态的生命处境，自杀的可能性都很大，生存系数都很低。首先，在自我主义自杀类型的分析中，与天主教、东正教和混合（新教＋天主教）国家相比，或者在不同教徒分布的不同地区中，新教教徒的自杀率都是最高的。究其原因，“新教更多是自己信念的始祖”，“强调个人主义性质”，“没有垄断教义和圣训的特权”。“自由探求的精神”往往带有“推翻传统的信念”，因此，“新教的自杀倾向必定同使这一宗教充满活力的自由精神有关系”（杜尔凯姆，：）。

一个宗教团体对个人判断做出的让步越大，它主宰生活的力量越小，它的整合力和生命力就越弱。我们因此得出结论，新教自杀之所以较多，是由于它不像天主教结合得那样紧密。（杜尔凯姆，：）

再具体地说，在新教国家中，英国自杀最少，那是因为英国在教育方面更接近于天主教国家。而典型的新教国家所受教育越多，如文人阶层、公职人员，或男性之于女性来说，自杀率都是更高的。相比而言，虽然犹太教在教育普及方面最好，但自杀率却最低，这是因为犹太教“将古老的宗教团体所尊奉的严格戒律的优点，与我们这个巨大社会的密集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从而具有了现代人的全部智慧而没有现代人的失望情绪”（杜尔凯姆，：）。

这里，该书下文的层层分析就不再赘述了。总之，所有与婚姻、家庭、生育、鳏寡直接有关的分布都说明，充分的家庭关系是自杀免疫的最有效的因素。甚至最有趣的是，当家庭负担加重时，自杀现象反而会减少。同样，有关不同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政治团体的分析，则说明社会的剧变甚至战争，会激发集体情感、党派精神和国家忠诚，促进社会的整合和团结。因此，对于自我主义的自杀类型来说，自杀与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宗教、家庭和国家）的融合程度成反比关系。这充分说明，个体一旦追求极端自由和平等，越过社会存在的保护，自我也无法得到保全。

自我主义者只有自己，“觉得世上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因而他们才会感到不幸”；而“狂热的利他主义者正好相反，他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认为个体完全不真实”。两者对于生活的厌倦，原因是不同的，前者太在乎自己，却又没有自己的目标，觉得自己没用，因而觉得失落；后者虽说有目标，“但目标不是今生今世的，因而生命对他来说成了累赘”（杜尔凯姆，：）。涂尔干说的这两种自杀，有人认为是与《社会分工论》说的两种团结形态是对应的。此说大谬！稍后我们会看到，两种自杀都不过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两种极端状况，往往是一体两面的表现而已。太过自我的极致，往往会倒向没有自我的结果。

现代社会给予个体生命的极端处境，其社会性的表达即是自杀率的急速攀升。这是一门关于激情的社会心理学和物理学，无论是对纯粹自我的剧烈刺激，还是抽象社会形成的强烈压抑，都表明霍布斯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社会的急剧变迁，更使得人的激情无限扩展，规范无从加以平衡。“在这最需要限制激情的时刻，限制却偏偏更少了。脱缰野马般的激情就更加剧了这种失范的混乱状态”……现代人，在多重激情的驱动下，很容易将几种自杀类型的内在机制混杂起来：

一旦意识到他的精神失去了依托，他便陷入忧郁；这种忧郁又使他进一步逃入自我，这就更增加了他的不满和不适，从而产生了抑郁和刺激、幻象和行动、欲望的转换和反思的悲哀交替作用的混合型自杀。（杜尔凯姆，：）

极端自我主义的这种激情的矛盾机制，当然不止是个人的事情，而会产生极端的政治效果。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极端自我主义和极端利他主义的结合，再加上社会剧变中的无措感，自然会演变成大众心理的疾病。

年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这种心理的总爆发。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犹太人问题表面上是犹太人的赋权和解放问题，实际上则是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自我考验（马克思：）。当时，巴黎正准备举行世界博览会，似乎要创造一个以世俗化为标记的世界主义的未来，可是，一方面，普法战争的阴影却让人难以释怀，民族主义者像防贼一样守护着自家的大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一心想着革命，认为资产阶级的邪恶，恰恰暴露在德雷福斯案这场“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中。共和主义者虽然希望坚守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的遗产，但脆弱的现实政治却无法支撑这样的信念。

在涂尔干看来，这一事件所反映出来的犹太人问题，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认同和民族整合问题，其根结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Lukes,：）。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危机》一文中，他认为必须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反犹运动：一种是俄国和德国的基于传统偏见的民族歧视，根深蒂固。但是在法国，反犹主义则表现为一种极具暴力性的大众激情，一种反道德的极端情绪。这种反犹心理更现代、更弥散、更危险。拿法国的犹太人来说，自大革命以来，早已更倾向于法国的政治认同，他们与法国人的政治认同纽带要比与德国犹太人的民族认同纽带牢固得多，国家在立法上也尽可能取消了对犹太人的民族歧视。所以根本上说，反犹运动在俄国和德国，是一种国家的意志，在法国却成为了颠覆共和政府的手段，是一种弥漫在广大民众中的一种反社会激情的表现（涂尔干，）。

因此，德雷福斯案所呈现的法国式的反犹主义，其经历体现了西方现代化的完整的逻辑过程：宗教问题首先转化为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再行转化为国家问题，国家问题最终演变成为大众化的社会道德问题，而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于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表面上看，民族主义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反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所谓去种族化的个人化潮流中，坚持认为这种共和主义的政治就是反政治的，但正如《自杀论》所揭示的两种自杀类型之相反相成的机制一样，民族主义不过是极端个人主义陷入抽象普遍性的另一个面向，不过是注入极端个人主义体内的最后一支强心剂，自卑与自负是相伴而生的（魏文一，：1-）。

也正是因为此，这种法国特有的民族主义的出发点，也不单单是要鼓吹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民族主义所寄托的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抽象意志，本质而言是一种幻象般的世界主义的企图。从极端个人主义发育出的激情和思维结构，就是自我主义的世俗化激情的无限满足，再加上抽象理性思维的概念化的无限推演，两者的叠加和混溶即是民族主义的所谓“道德表现”。因此，民族主义才是极端个人化的“集体强迫症”（魏文一，：34-35），是现代世俗化的极端人格的“返祖现象”；反犹主义的实质，乃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缩影，只是这种对抗非要以集体的表征示人罢了。也因此，民族主义的政治发动，也往往带有病态的特征，体现为大众舆论上的“谣言政治”。

由此，这里也就涉及到了现代性危机的第三个问题，即开篇所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族国家及国际政治问题。年，也就是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之时，涂尔干写下了两本著名的政论册子（涂尔干，：-），其中，《谁想要战争？》通过对“一战”前外交文献的考辨，指出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德国是知道的，并一直运筹着战争的展开。与此同时，俄国也迫不及待地跳上前台，展现出征服帝国的欲望。德国闪击法国，是为了迅速收拢欧洲内陆，以全力对抗俄国。而就德国内部来说，人们本来以为社会民主党是阻止战争的强有力的力量，可该党大多数人却一股脑儿地倒向征服一边，成为了战争的帮凶。

在《德意志高于一切》中，涂尔干指出，昔日还养育在现代性的灿烂文明中并怀着永久和平梦想的德国，瞬间调动起了好战的激情，国家的意志和民众的狂热彼此交融，“德意志高于一切”（überalles）似乎成了拯救这个堕落世界的旗帜。涂尔干全面评述了代表着战时德国民族精神的特赖奇克的著作，认为“最能展现特赖奇克著作中的非个人特征并得到绝对准确和坦率地阐释的所有原则，至今仍被德国外交和军事人员付诸实践”（涂尔干，：）。这一终极理论的核心，即是要为国家赋予一种彻底的自足性：国家就是权力（DerStaatistMacht），是一切政治经济政策的最终价值标准。

在特赖奇克看来，自然法学说通过自然权利达成契约的方式来确立国家，是非历史的做法，我们从来都无法设想没有历史基础的孤立的自然人形象，因此，所谓个人的自然权利，根本不可能成为国家得以成立的本原，相反，只有国家，才是一切存在的生命起源。国家在任何层面上都具有绝对的超越性：首先，由于国家本来就不来源于一种契约论的规定，因此国际法所依据的国家间契约关系并不高于国家本身；其次，由于国家将荣誉法则确立为最高精神，其本身就是道德的目的；最后，国家超越于所有充斥在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利益和个人动机，始终可以保持统一、秩序和协调，因而具有持久、高尚和远大的精神性，来克服一切分散的、多变的和冲突的私人动机。

特赖奇克这种意欲复兴神圣帝国的帝国主义意志，似乎是为对抗一切现代社会的弊端所做的努力；政治家这种顽强不屈的意志，衬托出了一种义无反顾的努力：改变一切随机庸碌的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涂尔干总结道：“国家的观念必须总是映在他的头脑里，以防止他因考虑私人的道德和情感而软化，慈善行为和人道主义不是他的份内之事。当然，不可避免地，在此情境下他的个性被看作是严厉的、苛刻的，甚至或多或少有些令人憎恨。不过，对他而言，这些都无足轻重：他的任务是人类所能肩负的最崇高的事业”（涂尔干，：）。

的确，对付现代极端个人化和世俗化危机的办法，法国民族主义者在德雷福斯案中的表现总有些畏首畏脚、小肚鸡肠，从而退回到个人主义的老巢里去了，而德国军国主义者却大刀阔斧、斩尽杀绝，富国强兵成了国家的惟一职责，用现代文明带来的一切科技和财富手段来对抗现代文明养育出来的所有人。这种“理想的政治家”所贯彻的理想主义原则，显得热情而高尚，“宽容大度”，迅速“占据了德国人的良知，赶走一切与它相抵触的思想和情感，成为支配意志的僭主”，“德国创造了一个她一直想塑造的神话，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使其复杂化和体系化”。但根本而言，这是一种“意志的病态扩张”，一种“意志的狂热”，这种极端超越的人格，无视“事物本性中固有的必然的依赖关系”，“脱离了生命之境况”（涂尔干，：-、、）。

在涂尔干看来，无论是法国民族主义还是德国军国主义，都不过是现代危机的另一面，它们表面上所要克服的现代人的那种自我保全的生活，却时刻渗透在它们自身的问题化过程中。极端的抽象政治，不过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从人与人的战争，到国与国的战争，不过是这种逻辑的逐步放大。说到底，这是一种人的病症，战争与自杀无异，都不过是对抗生命和弃绝生命的方式。然而，机械呆板的行动也许会压抑生命，并使之瘫软无力，但是生命终将再次扬帆起航，挣脱束缚其自由的一切锁链（涂尔干，）。

三、历史

以往有关涂尔干的研究，常常被教科书化或教条化，甚至一些综合理论家也未能幸免（如亚历山大）；更多的研究文献，都是抽取某个专门的主题，作静态的、平面化的概念分析，或者隔断涂尔干不同文本之间的联系，或者对于《年鉴》学派多重研究之间的联系重视不够。比如，方法研究只侧重于方法，自杀研究只侧重于自杀这一现象层面的领域，宗教研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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