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傲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逢时；虽有智能，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

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婬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

(故明王审己正统，慎乃在位。宫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侯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陰陽，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曰王也。)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此霸者之术。

(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之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方，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夫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

(《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爱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

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治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意。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曰：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王，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无忧也。)。故扬雄曰：“六经之理，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也。)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愚人也。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此为观好也。是以其人婬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婬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者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富，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富，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和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伎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婬，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

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了变法。]

由此可见，象商鞅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富国强兵，必须顺应时代，跟上时代。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孟子说：“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赶上好时代。”范蠡说：“节令不到，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事情不经过研究，不能强求成功。”《论语》说：

“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待时机的到来。”]

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娲、伏羲）

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传于今，只好用它们的利弊得失作为我们讨论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教训了。[秦汉两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们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来讨论。]

王道的统治，是先铲除祸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让人民丰衣足食。

[《论语》说：“五亩大小的宅第，种上桑树，养上蚕，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不会挨饿了。饲养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求，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只不过是拿薪水罢了，不要去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这样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也就不会差距太大了。”

经济状况得到保证后，就应该进行文明礼貌。伦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国王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谨慎地巩固统治地位。宫室舆服不超过规定，三宫六院主内，三公主外。按井田制统筹农事，让诸候来协助管理民众，丰收时不骄奢，欠收时也不感到匮乏，然后设立学校推行教育，为人民大众做出谦恭礼让的榜样，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祸乱不生，这就是三王治理国民的办法。]

然后建立法规、刑罚来树立国威，让人民群众分清善恶，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时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后又让后稷去播种百谷，让契分管教化，让皋陶制订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由此可见，最伟大的盛世，是通过多种因素，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从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乐平和的景象，这就是王者的治国艺术。

[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陰陽，顺应四季的变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长，教养百姓，哺育众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总而言之，做为一国之王，他的恩泽浩荡，惠养四方，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怀抱，因此才称之为王。]

成就伟大霸业的国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权力在霸主一人手里，政策法令由专门的机构制定，赏罚、法令严明，百官各司其职，有法必依。

[霸主也能为人民除害谋利以富国强兵，或者是在一个朝代衰亡之后，兴兵讨伐叛乱。如果做不到这两点的话，也要遵循法度，宣传文教，根据情况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时制宜，从方便、有利出发，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功勋，成就霸业。]这就是霸主的治国之术。

[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会用仁德来统治，而霸道则驳杂无序且以法治为主。这就是二者优劣和差别之所在。]

《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会自我教育。”《文子》上说：“所谓无为，并不是就叫他不来，推他不走，什么事也不做，整天坐着不动。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所以说，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圣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优胜。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什么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众的力量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因此圣人办事，无不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合理利用它们。]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通人，却不能象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

由此可见，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观四海，胸怀天下，不掌握真理，仅凭自己有限的本领，就打不破时空的局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无敌于天下。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吕氏春秋》说：“大没有固定的形状，然而有了它万物才能生成，伟大的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员各尽其能，发挥作用。这就叫没有教导的教导，没有说出来的圣旨。”]

天下万物都自觉向往冬天的太陽，夏天的陰凉，并没有什么人让它们这样做啊！可是在精诚的感召下，万物都不叫自来。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号令的指挥，它们才这样做，这在道理上很难讲得通。

[文子说：“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亲对婴儿还是要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忧虑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是不足称道的，语言后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文子还说：“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爱，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施惠才能做到仁爱，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人感到威严，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爱，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装样子要人看的缘故。”]

皋陶虽然是个哑巴，但他作为大禹的最高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乱政。

[庄子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力，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啊！”]

象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

这就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根源。

[文子说：“圣人所师法的是‘道’，按照‘道’去行动叫‘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遵循‘道’做事，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调，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一样。所以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而不是‘道’的本体。”

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就是运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安定繁荣。等到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嘱咐接任他的齐国宰相说：“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附给你，希望你谨慎从事，不要过于频繁地去騷扰犯人。”那位接任的齐相说：“治理国家的事难道没有比这些再大的了吗？”曹参说：“不能这么讲。刑律、监狱这类法治工作，几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过分频繁地騷扰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处容身呢？假如他们真的走投元路，社会的问题只会更多，更糟糕。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

由此看来，秦国的法律过于严酷，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汉武帝刑法森严，因此制造了许多冤案。这就是法治的蔽端。《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觉自愿的走正道。”曹参想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不动用其它举措来干扰根本大法。太史公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离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曹参给了他们修养生息的机会。做到了无为而，所以人民大众才都称赞他的美德。”

黄老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五帝的治国之道。]

孔子闲居，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

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心定理得地凯旋而归。”

曾子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

孔子说：“‘七教’是指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操。”[七教是执政的根本原则。教育路线明确，根本路线才能走上正道。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

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划分土地给诸候，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分别治理。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推存贤德之人；辞退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能人就会高兴，不良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勉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拔人才——

这七项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臣民如同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象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署一样灵验，所以君王能视远若近，并非是事物就在近处，而是因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亲近，这就是明君防御可以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原因。

[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

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也怕赋税太重，死亡和刑法过于严酷，人们非常担心国家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而劳民伤财。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这就是从根本上成就霸业的意思。”]

曾子又问：“什么是‘二至’呢？”

孔子说：“至礼而不廉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因此说，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爱的情感团结全国人民的人；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人人奋勇向前。这就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铲除之，变更其政权，但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家产。]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象及时雨，在哪里降落，无不受到欢迎。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所以杨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尚未动乱就及时加以治理；军队还没有出动就已经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孔子追求仁义道德，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三王的治国之道。]

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处，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高只要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因此，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现在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宫室台榭，是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结果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同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宫室不能不讲求节约。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时候披兽皮，挂草叶，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挂的轻便却清爽。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纱衣，既轻又凉爽——仅此而已。

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所以，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们穿衣服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更是为了美观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婬逸邪僻，越来越无法管理。国君奢侈腐化，不听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婬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国家不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墨家的学说，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以便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说：“统治者舍弃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受罚的既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因此，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并不是说抽签、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

所以治国要用法制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尸子说：“发动民众，圣旨已下还迟迟不见行动，如果是分地，动作则非常迅速。为什么呢？因为无可推脱。由言语形成的名分，也象分地一样，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象用墨斗划线，校正弯曲的本头，木头无法投机取巧一样，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说：“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

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网，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卜万物就无可逃遁了。[韩非子说：“人主的眼睛不象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象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骗的办法啊！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只因为隐瞒之罪重，举报之赏厚。”

荀子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就没有得不到治理的。如果这样，品德好的人就会更加上进，廉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一个国家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名分这个法宝。”

尸子说：“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境空灵，目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婬，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得体。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漏，疏远忽略，也一定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溜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这就是万事万物都不能逃脱他的控制之奥秘。”]

让该动的去运动，让该静的去安静，各负其责，事有归着。整个国家就会显得井然有序。

[尸子说：”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种五谷的是后稷；掌管刑罚的是皋陶。

舜虽然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然而他却是全国臣民的父母。”这就是‘名自名’的意思。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安定。”这就是‘事自定’意思。]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

[尹文子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们；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呢？”

尸子说：“上朝议事，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使每个人各负其责，分工理事。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用这一办法来鉴别，就犹如白和黑一样分明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

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贤为贤，以不忠为忠，以非法为法，就是因为名分不正。]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商鞅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举告，不告发者连坐有罪。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注重农事、战事，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

[桓范说：“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宿。故作《正论》以质之。)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司马谈曰：“《易》着天地陰陽、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陽鲁褒着《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着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宫为君，商为臣，角为人，征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信，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征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着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婬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

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以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征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征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征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末学所能详也。)

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相害。)

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婬佚，救其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之废，则夫妇之道苦，而婬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四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十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常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陰陽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陰陽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司马谈曰：“陰陽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陰陽之理，各应其感。陰变则静者动，陽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国之陰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弃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者：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婬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遂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婬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大象而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鶂退飞；伯姬将焚，鸟鸣其哭；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陽，浊者属陰。河当浊而反清者，陰欲为陽，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麔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珔，珔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代魏。

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雕弊，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者，正身，则万物精神形气，各返其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贼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缴，音工钧反。)，则苟钩鈲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检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鈲，音普觅反。)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夫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之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音）许远反)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凡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盈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之，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辩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

尝试论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权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穴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政之衰，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中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陰陽、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婬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陽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婬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象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象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象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象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象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婬荡騷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婬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陽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陰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陰陽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婬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婬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

‘必须端正名分。’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悲痛！”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陰陽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yín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候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啊啊！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陰陽，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晔众取宠独树一帜的。

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陰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陰陽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陰陽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陰陽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陰陽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陰陽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陰陽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陰陽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陰陽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陰陽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陰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陽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陰盛陽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陰，同理，儿是父之陰、妻是夫之陰，夷狄是中国之陰。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

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陰陽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婬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陰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婬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

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槍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又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騷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鲁之类。”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陽，灾难就在楚国降临。

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后汉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祥瑞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当作喜庆祝贺。”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陽，浊属陰。黄河本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陰性的东西渴望变成陽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表现。”

魏国青龙年间（公元年），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臶，张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灵与人之间，自然的精灵会与之感应而发生变异。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陰陽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在《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这都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后汉陈著上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那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

‘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

“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流弊。

一说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陰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

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

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