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车点的严格监管很重要。图片来源网络）

近日，来自四川的一位顺风车司机，在温州强奸杀害了一位女生，让滴滴到了风口浪尖。首先这是一起恶劣的暴力伤害事件，必须谴责，法律应以严惩。

这事儿未了，湖畔大学朋友圈的聊天，让柳青瞬间从女神降为了妖孽。这些天很多文章，大家在反思，在挑刺，还有叶檀女士胡乱开了个毒药方，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扯两句。

从社会变迁角度，中国一千年来，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局，一次是王安石变法，确认了小农经济形态作为王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新的经济基础重塑了社会结构，就是我们看到的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另两次都是这百年间发生的，一个是“公权力下沉到村社”，另一个是中间社会生成。如果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大”就在这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三个大变局在当前的现代化中不断交织，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我就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展现给大家这三个变局是如何作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顺风车这类问题又与其存在怎样的关系。

这个涉嫌犯罪的顺风车司机叫钟元，四川人，他被赋予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农民工二代。在他身上，几乎可以窥探出当代农村问题的全部。“打工”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年以后，农民致富的一种手段。然而现在尴尬的是，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农民，根本不愿再回去，为何？简单说，黑灯瞎火就已经令人难以忍受。当一个人开始对路灯有了迫切需求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在物质上被城市化了。但他们并未融入城市，他们又被赋予了另一个符号——低端产业人口。融不进城市里，又不愿回到农村，这个群体不知道该定义生活。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人的现代化其本质是基于工业化驯化出的规矩意识，基于商业活动驯化出的契约精神，基于法治驯化出的法治意识，基于共同体生活驯化出的公共精神。

我们看，上述几点，我们这个社会真的为农民工提供了驯化机会了么？工业化对于人的意义，不仅仅提供了致富机会，还塑造了人的职业精神，系统化思维和认真的习惯，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提供这样的驯化机会？当然是越高端的产业越好。叶檀说要保留低端产业，这个药方有毒。何谓低端产业？要么行业本身进入衰退期，要么管理不善，保障不全，剥削工人。同样是火锅，同样是打工者，为何海底捞的员工素质显得高呢？因为规矩多、要求细，而且他们待遇高、保障到位，员工忠诚度高，愿意提升自己、约束自己。千百年来，唯有当年人民公社时，试图以组织的方式驯化农民，但最终失败了，其他任何时候农民再无组织化的生活，就连家庭也因为谋生而长期松散，所以每个个体基本都是原子化的，他们失去了组织化的机会，也就丧失了边界感，无法形成公共精神，也就无从判断自己的每天行为究竟是好是坏、是对是错，他们无法建立与社会的有效联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解构了中国千百年形成的社会秩序基础，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成了脱缰的野马、社会的弃子。电影《小偷家族》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其所获得的知识，基本上来自对大人的模仿，大人只会偷窃，那么他们能够教给孩子什么呢？同样，这些农民工二代，他们能够学习的是他们的上辈，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居无定所，一样的看世界的眼睛……很多城市人也未必得意，以为把孩子送去学几个才艺就是上流社会人了？当然不是，因为你能让孩子看到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还是你所处的境地，可以说，知识最终决定了你的生活状态，也决定了你孩子的生活状态，不论这个孩子将来在哪里。对于有限知识的农民工父母，他们无法为子女提供有关现代城市生活尤其是公共生活的知识，所以从本能上来说，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生活，没有人为他们提供这样的知识，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看手机看电视发呆，就成为了常态。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最深远的变革在于终于产生了中间社会，而且在急剧城镇化浪潮中被固化了下来。然而，这个城镇化是畸形的，它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陌生人社会，也形成了高度的不信任感。我不知道为何总是宣传西方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至少从各种文献和现实看，这都是胡说的，相反中国人才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为何老人们怀恋过去，那时虽然穷，但有人情味，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是组织中的人，现在的人是个体的人。在那个时代，每个人头上都有紧箍咒，你要是不学好，寸步难行。现在不是这样的，没人管了，这农民二代就容易暴力犯罪，这官员就容易贪污腐败，窃钩者与窃国者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人对社会结构的反应。在一个失序的状态下，其实每个人都无法判断自己的下一个行为是对还是错，柳青的朋友圈判断不了，这昆山的电工师傅也判断不了，龙哥更判断不了，龙哥就认为刘关张的义就是真理，这就是社会给予人的无力感。因为“公权力下沉到村社”产生的后遗症，让社会极度虚弱。

据说之前发生空姐被害，滴滴就被要求整改。这种要求既有理也无理，有理的部分是，滴滴确实在制度建设上做得不到位，包括这次，滴滴根本就没有反思自己的制度建设。没理的是，这根本就不是滴滴能解决的问题，你让阿里解决假货问题了么？我之前已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三种制度类型：有效的制度，无效的制度和逼良为娼的制度。什么是有效的制度？就是让人或组织“退无可退、进无可进”。滴滴在管控顺风车司机上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导致了制度的失效。直到目前，滴滴没有去反思这个问题。何谓“退无可退”？就是在责任落实上，你无从推责，推责就出事儿，出事儿就追责。何谓“进无可进”？就是制度让你根本很难作恶，你连手都伸不出去，如果非要作恶，代价极其高。看看我们中国各个单位的制度，都是啥玩意？能有效么？

有关于滴滴安全的问题，多年前我就给政府建议，要设定专门的上车点，全部安装摄像头与公安系统联网，在一定半径内指定上车点，乘客和司机要借助终端设备，确认后才可以离开，全程定位。为了人身安全，这点麻烦是值得的，但是没人响应。所谓实名制不能替代每一次交易行为的监管，那就要在每一次交易过程中做到有始有终。可是，咱们的政府咋做呢？下架。简单粗暴、直截了当、无限快感。这是政府对待新事物的一以贯之的态度，或者说这是公权力对于社会始终保持的欲望。我们知道，不是政府发明了人车分离，而是这汽车实在是有危险，于是对道路进行了改进，只有大清朝觉得火车惊扰了龙脉，才会延缓审批铁路项目。

现在所有看到的有关新经济的问题，比如假货横行、乱停乱放、隐私泄露等等，本质上是劣质社会资本泛滥所致，它无关个人道德，而是因为社会权力无法制约个体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一旦个人犯错，就是公共危害事件。我们看古代，一个官员干得不错，不仅要给这官员授予爵位啥的，还会给其夫人颁个几品诰命夫人，甚至皇帝亲自提个匾额，挂你家里，这是为何？利用更多力量让这官员好好干，家里有人监督你，家族的脸面得维护，在当时多层次的家族共同体体系中，官员的身份是多样了，忠孝两全是被融入社会结构中的，不是道德说教，你的每个行为都得估计多数人的感受，于是才会有传世百年的家族，产生了后世敬仰的家风。咱们现在的贪官污吏呢？为什么不要脸呢？因为我们没有多样化思维，没有赋予这个官员更多的社会身份和责任，社会权力对其监督基本是失效的。古人讲“光宗耀祖”，那不是口号，那是共同体结构与制度安排下的文化思想，可是咱们现在的号召，基本都是口号，因为确实没有多样化的共同体结构和制度性安排，所以才会有“牺牲一个人，幸福一家子”的荒诞的腐朽的官僚文化。如果官员都能“退可退、进可进”，腐败就不会根本消除，甚至会借助劣质社会资本，吞噬掉所有的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的农民工二代，因为社会的虚弱，他们在制造着更多劣质的社会资本，而这些劣质资本又阻碍着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把中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就是多输的局面。因此，不回到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上，回归到社会化生产与社区化生活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上，中国的社会一定还会随着更多新经济发展，在畸形城镇化中进一步失衡、扭曲，社会公平与正义将更加稀缺。我们要基于中国千年经发生的变局以及即将发生的变局，回归社会多样性，不要肆意强奸社会，进而逼着社会边缘人去强奸个体，那样就会陷入我说的逼良为娼的恶性循环的处境。

在农村有一个智慧，说一个小青年不学好，小混混，怎么办？家长往往就让其早点结婚生孩子，为何？这样这个小混混身份就多了，就意识到要收敛了，有些混混就从良了，开始顾家了。社会治理也是这个道理，必须保持社会多样性，具体到个人就是身份多样性。我的药方是：国家统筹社会保障体系，把所有农民工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医疗等，同工同权，稳定预期，以更严格的质量标准，倒逼企业升级，驯化人的规矩意识；构建社会诚信体系，让个体信誉成为个人重要的无形资产，个体诚信关联家庭总体诚信，实行家庭累计制与个人分享制相结合；加快法治建设，以法治的方式推动社会建设，鼓励但必须强力规约社会组织发育和成长，依法保护共同体的多样性，不断构建多种交叉型的社会组织和共同体，丰富人的社会身份，依法严控公权力的扩张，为中间社会释放自发秩序空间；注重社区建设，建设熟人社会，建设农村社区，尤其是加快基本公共设施建设，让农民过上公共生活。

改革开放如何继续下去？需要执政者们好好梳理一下已经有什么，将来做什么，究竟以何种方式实现社会多样性，培育优质的社会资本，才能进入马克思所想象的新社会？真的需要系统谋划了。

.08.31

谢谢你的爱，让原创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