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跨越两千年；邂逅，司马迁密码。

公元前年，即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各自带领了五万精兵征讨匈奴。这次出击的目标是匈奴最高首领——单于。

汉武帝为这次征讨，专门召开了御前会议，还确定了两路大军的进兵路线。

卫青带领大军从定襄出发，出塞千余里，出乎意料地遭遇了匈奴大军。卫青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虽大获全胜，杀死或俘虏敌军万人，“捕斩首虏万余级”。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单于趁两军交战时溜了。

“涉获章渠（单于近臣），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山名）。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史记·列传第五十一卫青霍去病》

而从代郡出征的霍去病功劳则远远超过了卫青。“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杀死或俘虏敌人超过卫青，“执卤获丑（擒获、俘虏的匈奴）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

此外，霍去病直捣匈奴老窝，斩将夺旗，俘虏单于的将相近臣，从而形成了有效打击；而且封狼居胥，确认汉属领地，开疆拓土。

回到长安，霍去病再次加封，跟随的将领也各有封赏。而卫青“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这次出征以后，卫青的地位一天天衰退败落了，“日退”；而霍去病却更加受宠，而尊贵超过了卫青，“益贵”。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红”。

卫青逐渐受汉武帝冷落，而霍去病日益成为新宠，人情冷暖立刻有所反应了。“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所有曾经是跟随卫青的门客纷纷离去，转身投奔了霍去病，不久便能获得官位。

“唯任安不肯”。

一般世俗之人，如蝇逐臭，改换门庭，纷纷投靠骠骑将军霍去病。可任安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卫青。司马迁寥寥数语高度褒扬了任安不趋奉权贵的可贵精神，唐朝刘禹锡也曾作诗称赞“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

在《田叔列传》中，司马迁说“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因为与田叔之子田仁关系交好，所以才为田叔立传。田仁与任安“同心相爱”，而任安又与司马迁交好，所以褚少孙在《田叔列传》之后附缀了田仁与任安的传记。

01任安的才能，初试锋芒

小时候的任安非常可怜，司马迁用了“少孤”两个字，即年幼时父母便已亡故。迫于生计，替别人赶车到了长安，任安顺便留了下来做了“京漂”一族。“求事小吏，未有因缘也”，本想挤入公职人员行列，可惜没有机会。

“因占著名数，家于武功”，“占著”意思为上户籍，落户；“名数”意思为户籍。“京漂”任安趁着上户籍的机会，在武功安了家。

武功是扶风西边的小县，山谷口靠山处有通往蜀地的栈道。任安认为武功是小县，没有豪门大族，容易抬高自己的地位。

安家就不再是漂泊一族，需要找份稳定的工作，“代人为求盗亭父”。“求盗”意思为追捕盗贼，“亭父”意思为亭卒，亭长的手下。亭长则相当于乡镇派出所所长，刘邦曾是亭长。

任安如愿以偿，终于代替别人当了一名追捕盗贼的亭卒，后来又升任为亭长。县里百姓一起出去打猎，任安经常为他们分配猎获的麋鹿、野鸡、野兔等，“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合理安排老人、孩子和壮年到或艰难或轻松的地方。

任安安排妥当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无伤”意思为无妨、无碍；“分别”是指分析辨别事情；“平”意思为公平公正；“智略”是指聪明智慧。

第二天人们又聚集在一起准备打猎，来了几百个人。任安说：“某某的儿子叫甲，怎么没有来呢？”

“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众人都惊异任安认人的快速。

褚少孙刻意模仿司马迁的写作方式，通过生活小事反映人物的突出能力。就像刘邦斩蛇、吕后寻找刘邦等等。如果是司马迁记叙，

后来任安被任命为乡里“三老”之一，又因为亲民被举荐为县长。“出为三百石长”，超过一万户的县为县令，俸禄为千石到六百石；不满一万户的县为县长，俸禄为五百石到三百石。

任安县长没干多久被罢免了，“坐上行出游共帐不办”，由于汉武帝出巡时陈设帷帐供给使用的必需品不完善而犯罪。

02卫青的偏见，嫌贫爱富

“乃为卫将军舍人”，没有了谋生出路，任安只好投奔到卫青门下做了门客。

在卫青府上，任安遇见了知心好友田仁。“此二人家贫，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两个人家境贫寒，没有余钱用来疏通将军的管家。“家监使养恶啮马”。

任安家境贫困大家都能理解，必定无父无母，孤身漂泊在外。田仁作为“官二代”怎么也混到了贫困地步？

其实，司马迁在《田叔列传》中这句话交代明白了，“（田）叔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伤先人名。’”田叔在鲁国国相任上故去，鲁王想赠送百金祭祀田叔，但是田仁没有接受，理由是不能接受赠金而损害了父亲的名声。

这句话说明：其一，田仁家境贫寒，田叔出葬很俭朴，以至于鲁王想赠金厚葬。其二，田仁年少。不然田叔作为鲁相，完全有“父任”的机会，可以举荐田仁为郎官。其三，田仁见识非凡，并非贪慕虚荣之辈。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基于以上三点，任安与田仁成了知心好友，用褚少孙的说法便是“同心相爱”。

有一天，两个人在床上“卧谈”，田仁私下悄悄地说：“这个管家不了解人呐。”任安抱怨道：“将军也不了解人，何况是他的管家呢。”

任安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卫青曾带领这两个人去拜访主子平阳公主，卫青此前是平阳公主家的奴隶。“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平阳公主家安排两个人跟骑奴同桌吃饭，两人感觉自尊心受辱，拔刀割席另找地方坐。

平阳公主家的下人都感觉怪异而心生厌恶，但是没有人敢斥责此二人。想想也是，卫青大将军出身于骑奴，大将军的门客与骑奴一起吃饭掉价跌份吗？任安、田仁的这份心高气傲有点虚假。

“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后来汉武帝下诏选拔卫青的门客做自己的侍从官，卫青选择了门客中富裕的人，让他们准备鞍马、绛衣、用玉装饰的剑，然后想进宫报送。

卫青为何选择富裕子弟，并且“令具鞍马绛衣（鲜衣怒马，绛衣指侍从官的官服）玉具剑”呢？因为，当时做皇帝的郎官，尤其是骑郎，马匹、马鞍以及官服需要自己准备。穷困潦倒的任安、田仁没财力准备这些配套。

卫青从奴隶到将军，身份变化、眼界拓宽，嫌贫爱富好像有一定的道理。至少，褚少孙如此以为。

0任安的机会，脱颖而出

卫青准备将门客送到宫中复命时，“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恰巧赵禹来拜访卫青。

在《酷吏列传》中，赵禹是严刑峻法的官吏且口碑极差，怎么会被褚少孙称为“贤大夫”呢？这又体现了司马迁与褚少孙的区别。

卫青将推荐的门客喊出来，让赵禹逐一过目。赵禹按照顺序考问，这十来个人竟没有一个通晓事理有谋略的。

赵禹就说，“我听说将军门下一定有能当将军的人才。如今皇上下诏举荐将军门客，想以此考察将军能够得到怎么样的贤才及文人武士。现在只是上报富家子弟，这些人没有智谋，就像绣花枕头。你打算怎么办呢？”

“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赵禹将卫青所有门客召集起来，继续按照顺序考问，百余门客中才发现了田仁和任安。

堂堂汉朝大将军只有百十个门客，不过是司马相如老丈人卓王孙家僮的十分之一。

“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赵禹挑选了任安、田仁后对卫青说了这句话，言外之意其他门客都是“绣花枕头”。

卫青的门客不仅数量不行，质量也太差了。

门客最流行的时代是在春秋战国，蓄养门客形成一股游离于朝堂之外的势力。“战国四公子”、稷下学宫、燕国黄金台、秦相吕不韦以及淮南王刘安都因蓄养门客闻名。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史记·列传第五十一卫青霍去病》

司马迁通过引用他人话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苏建曾跟司马迁说过，“我曾经责备过卫青位居大将军极其尊贵，而全国的贤士大夫却不称赞他，希望卫青能够努力效仿古代那些招选贤才的名将。”

卫青却拒绝说：“从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厚待宾客，天子常常切齿痛恨。那些安抚士大夫，招纳贤才，是国君的权力。作为臣子奉公守法，做好本职工作就够了，何必非要参与招纳门客？”霍去病也效仿卫青，他们如此做将军。

“其为将如此”。无疑，这是司马迁对卫青不蓄养门客的极力肯定。

更何况，卫青推荐门客，汉武帝未必采用，主父偃就是很好的例子！

前14年，主父偃在走投无路投奔到卫青门下，“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最终主父偃无奈自己到宫门投书“自荐”。卫青多次推荐而汉武帝并不召见，当拜读了主父偃的“自荐信”，汉武帝如获至宝，“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主父偃一年中四次升迁。

卫青、霍去病虽位高权重，但并未蓄养门客培育自己的势力。跟随卫青出生入死的校尉裨将封侯者有九人，成为将军的十四个人。如果卫青野心膨胀，这是多么可怕的存在，然而卫青至死都是谨小慎微地恪守人臣本分。

卫青既是外戚、又掌军权、且能征善战，却从未被汉武帝猜忌，可能与其不蓄养门客，培植自己的势力有关。

那么，卫青推荐富家子弟做郎官，是不是有意隐藏“锋芒”呢？

04任安的才能，重文轻武

“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卫青看到这两个人穷酸相，内心忿忿不平。

褚少孙为何如此描写卫青呢？

卫青出身于奴隶，因为姐姐卫子夫得到汉武帝宠幸而有机会从军，继而成为将军。难道因为眼界被拔高，便嫌贫爱富？作为将军如果歧视贫困群体，怎么能够带兵打仗呢？

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将军不得已，上藉以闻。——《史记·列传第四十四田叔》

赵禹离去之后，卫青对二人说：“自己去准备鞍马、绛衣吧。”

“家中贫困，没有钱去准备。”

“现在是你们两位家里贫穷，为何说出此话？你们心中不满好像对我有过恩德，这是为什么呢？”卫青对两个人的的回答很生气。卫青不得已，只好造册如实上报汉武帝。

从褚少孙的记叙来看，无疑他是厌恶嫌贫爱富，甚至厌恶大将军卫青。这也可能是导致后世误读司马迁的重要原因。

毕竟，司马迁记叙李广的英勇经历故事精彩，而且人物形象完美；反观《卫青列传》，只是平铺直叙记录征战历程而已。如果刻意从两者出身、征战、英勇、智谋对比，都会发现褒扬李广多一些，自然认为司马迁是在贬低卫青。

汉武帝召见了田仁和任安，“诏问能略，相推第也”。汉武帝询问两人的才智情况，直接让两人相互评价。

田仁说任安善于领兵打仗，任安说田仁擅长治理百姓。汉武帝听后便任命任安监护北军，田仁监护边疆屯垦生产。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数从击匈奴”，《田叔列传》中，司马迁说田仁作为卫青的门客，曾多次跟随出征匈奴。大概如同任安所说田仁行军打仗实在不在行，卫青七战七捷，田仁竟没有立功封赏。

那么，任安干什么去了呢？

“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大概如同田仁所说，任安只适合敲着锣鼓为士兵呐喊助威。而从《卫青列传》来看，任安的才能不是冲锋陷阵、驰骋疆场，而是文官之类。

前12年，卫青当年第二次出征匈奴，右将军苏建（苏武之父）全军覆灭，只身一人返回大营。当时，卫青向“正（执法官）闳、长史安、议郎周霸”征求该如何处置苏建。此处“长史安”便是任安，长史是处理政务的属官。所以，任安没有军功大致可以理解了。

此后，任安官至“北军使者护军”、田仁官至“丞相司直”，均为二千石，相当于省部级高官。“北军使者护军”是皇帝派往京师卫戍部队的监军；“丞相司直”为辅助丞相监察百官，负责检举揭发。

征和二年（前91年），江充以巫蛊诬陷太子刘据，刘据不得已发兵诛杀江充等。受“太子有兵事”牵连，任安和田仁“下吏，诛死”。

《报任安书》，就是在任安临刑前司马迁写的一封著名的回信，不仅暴露了两人的友谊，也让任安得以名垂千古。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为“郎中”（即郎官）时曾奉命出使巴蜀一带。平定西南夷设五郡在元鼎六年（即前年），即司马迁出使大概在元封元年（前年）。

司马迁与任安的友谊应该是此这之前在宫中同时为郎时建立的。而郎官的直属领导郎中令在前年之前为李广或者其子李敢。李广于前年自杀，李敢接班郎中令在任一年多，因殴打卫青而被霍去病射杀。

因此，有人以为司马迁出于对老领导李广的同情，所以传记格外精彩，而且将李广之死归咎于卫青用人不当。至于是否如此前文已分析，不再啰嗦。

结束语：俗话说功高震主。

大多名将立下赫赫战功，最终亡命于朝堂争斗，就像白起、韩信、周亚夫等等。当然，也有功勋卓著的文臣不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文种、伍子胥等等。

卫青出征匈奴七战七捷，立下不世之功，却从未被汉武帝猜忌。大概就是因为卫青懂得收敛，夹着尾巴做人，门客不多招揽，也不要有能力的。所以，自始至终没有对汉武帝构成威胁，从而得以自保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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