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缘文艺品鉴：张翎，浙江温州人。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多伦多市，医院的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山》、《邮购新娘》（台湾版名《温州女人》）、《交错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是一部富有诗情画意的小说，写的却是三代女性人生命运的悲剧；《盲约》，《尘世》，《余震》是描写地震中人性的怨愤和猜忌，指向包容与理解，原著已被冯小刚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以唯美和哀伤的笔触，写出了客居异乡者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遇，女主角沁园与一帮同胞作“九日八夜东欧浪漫之旅”，行程中每个人都讲述了一段“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的个人故事，看似风光无限的背后，大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苦涩；该小说名列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第一名。

?☆世界文艺品鉴收藏☆?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作者：张翎

早就听说了东欧的秋天煞气很重，沁园出发前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准备。上身穿的是一件带了绒夹里的白色夹克衫，下身是铜板一样厚实的牛仔裤，足蹬一双鞋底镂刻着蛔虫一样的深纹，可以在任何地形里自如穿行的越野靴。当她把刘海掖进灰色棒球帽里的时候，不用照镜子，她也知道她看上去几乎像男人，一个都市大街上常见的被生活的担子压得略显佝偻的瘦小男人。混在那群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站在香榭丽舍大街等车的游客中间，沁园突然感觉到了多日未曾感觉的安全。

墨镜把一个晴朗好日揉搓成了一张皱纹纸，新艳的朝阳看上去像是一枚腌过了时的干瘪鸭蛋黄。凯旋门灰暗瘦矮，从门里涌流出来的车辆如虫蚁在急雨之前仓皇逃窜。路易·维登大楼见过了太多的钱和太多的脸，蒙裹了太多的风尘，突然就老了，疲惫不堪地靠在路边。哈根达斯冰淇淋老店失却了夜晚灯彩的遮蔽，像一个迟暮却胆敢素颜的妇人，残忍地显露着白昼的褶皱和寿斑。这就是色彩和基调都遭遇了恶意颠覆的香榭丽舍。不过，沁园并不痛心。巴黎的华丽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梦。她的梦另有一个粗粝的背景。

出发地点在巴黎，游客却来自世界各地，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那家华人旅行社门口汇合。沁园把自己的那只小行李箱竖靠在路边的一棵树干上，背靠着树坐在箱子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听着人群在嘈杂地聊天。那几个不停地抱怨着天气的人，一定是法国当地人。冷？被塞纳河的暖风熏糊涂了的人，怎么知道九月落雪的地方，人是怎么生活的？沁园忍不住冷冷一笑。

人群里有一个红衫女子，衣着发式和行李都很招摇。“只留半天在巴黎，够谁使啊？老佛爷？谁去那里买东西？都是中国货。”女人的嗓音沙沙地摩擦着沁园的耳膜，留下一道一道的划痕。她知道女人一定是从国内来的。女人那个手提包里，一定藏着几张憋得几乎窒息的金卡，在急切地等候着一个越狱投奔自由的时机。

还有那几个面红耳赤地讨论着法国大革命和罗伯斯庇尔政权的男女，一定是北美的傻学究。北美的游客，总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恶补着对欧洲的无知和敬意。

当然，也有和她一样一言不发的人。有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女人，正靠在另一棵树上，独自吃着早餐。女人的早餐其实就是一片没涂果酱也没涂牛油的面包，甚至没有水。干涩的面包屑在女人的喉咙里艰难地行走着，女人的面颊上生出凹凹凸凸的筋络。女人穿的是一件样式极为老式的灰布外套，女人唯一的行囊是一个比军用书包大不了多少的软皮肩包。没有人跟这个女人说话，女人也没想和任何人说话。沁园把人群草草扫描了一遍——没有这个年龄段的人。看来这个女人和她一样，这一程是注定要独来独往的。

旅行日程已经发在她的电子邮箱里了，但她只看了一眼就丢开了。“九日八夜东欧浪漫之旅”，这是天底下所有旅行社都爱起的艳俗名字。“海德堡，马利亚温泉城，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维也纳，萨尔斯堡，因斯布鲁克，斯特拉斯堡……历史悠久，闻名于世，美丽，幽雅，心驰神往……”所有的地名和形容词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东欧和西非此刻并无差别，她只是急切地需要离开。她的心非走不可，腿去哪里，怎么去，心一点也不在乎。

“呜”的一声，手机在她的裤兜里抖了一抖——那是一条短信息。沁园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来，斜了一眼。“吴老师，我是《新江都市报》的记者元辉……”沁园狠狠一捏，像捏一条虫子一样地把那条信息删除了。她知道，她此刻的留言箱已经被许多条留言塞满了。那些无法得到她回应的人，正在改用短信息的方式联系她。沁园把手机捏在掌心，飞快地发了一条信息。信息只有三个字：“到了，安。”收信人的号码，是记忆储存里的第二号。第一号是。沁园发完信息，就把手机的电源关了，塞进了旅行箱的背兜里。

好了，我终于可以，无牵无挂地，上路了。

沁园想。

“辛迪·吴，十一排A座。”

导游大声喊叫。

沁园怔了一怔，才明白过来是在叫她——这是她护照上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她的护照上已经呆了八九年了，可是她总觉得那是别人的名字，有着隔山隔水的疏陌。

导游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身穿一件蓝色鸡心领的毛衣，头发被头油或摩丝修理成一片狂野的丛林，微笑和世界上所有的导游一样职业而老到，让人免不了要想起小费回扣这一类可以一下子把情绪杀戮得千疮百孔的字眼。

“车上的游客太多，我无法一一记住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座位号就是你们的代号，一路上我就用这个代号分派旅馆房间。”导游宣布。

沁园点了点头。

十一A。

她不再是吴沁园，或者辛迪·吴。十一A是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尘世被圈在了围墙的外边。尘世即便是一头八爪章鱼，它的爪子也伸不过那样的高墙那样的铁门。尘世总有它够不着的角落。

她要的，就是这样的角落。

十一B的座位上已经有人了，是那个衣着张扬的红衫女子。确切地说，红衫女子并没有坐在十一B上。红衫女子也没有坐在十一A上。红衫女子坐在了十一A和十一B中间的那块模糊地带上，衣裙的下摆，在A和B中间燃开一团炽热的火焰。

“往里坐一坐，请你。”沁园说。这是沁园这个早晨第一回开口说话。

红衫女子抬头看了一眼沁园，眼神里开放出一朵不备时被人踩了一脚似的硕大惊讶。红衫女子的话是隔了一会儿才说出来的——却不是对沁园说的。

“导游，我跟你说过的，我是不跟人拼座拼房的。”

红衫女子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两只硕大的白金钻石耳环随着说话的节奏一颠一颤，脸上的妆粉很浓，仿佛是在赶赴一场空前绝后的盛宴。红衫女子言辞激烈的时候，空中便扬起轻轻薄薄的一股香尘。

导游跑过来，一脸永不凋谢的微笑。

“本来是不用和别人拼的，可是你的……”

“那又怎样？你们不是不退钱吗？”

“按理说临时取消是没法退钱的，可是这位小姐临时入团，正好补了你的缺。”导游指了指沁园。“那份钱旅行社一定会退还给你的，不过要等到你回巴黎的时候。”

红衫女子顿了一顿，显然在找词。

“退不退不过是你这么一说罢了，我还敢真信啊？反正我还没拿到钱。没拿到钱你就不能给我拼座。”

导游的微笑还在，不过已经渐渐开始稀薄，隐隐露出了底下的毛孔。

“大姐你帮个忙，一车的人都等着呢。”

红衫女子的脸沉了下来。见过大世面的导游竟然栽在了一个低级小错误上：导游在用过“小姐”这个词后，换用了“大姐”。无论是被称为“小姐”和“大姐”的，心里都搁着一块堵。

“你这个导游真够奸猾的，一车的人等的是你，别把这好事揽给我。”

导游的脸皮像一块腌过了几季的糙猪皮，红衫女子的话像一枚针。再厚实的皮也抵不过哪怕是一枚钝针。导游的脸皮给扎透了。导游想发作，导游却知道他不能发作。导游的微笑开败了，从灿烂的讨好变成萎靡的乞求。

“大姐，这是巴黎，一过点就堵车。要是现在出不了城，弄不好要耽误一天的行程呢。”

红衫女子端坐不动，冷冷一笑，“耽误一天行程，你还想不想吃这碗饭了？”

导游的脸僵了，空气凝成了一块脆薄的玻璃，导游和红衫女子两人手里各牵着一个角，略一松手，就是一车的粉碎。

前排的人开始骚动起来，嚷嚷着：“都过点半个钟头了，到底还走不走？”

“算了，后面不是还有空座吗？”沁园拿起自己随身带的水瓶，对导游说。

十一排已经很靠后了，后面还有一排。最后的那一排，座位比前面挤。十二B还空着。

十一A到十二B，不过是从一个城堡换到另一个城堡，只要围墙在，沁园不在乎。

导游手里的玻璃终于轻轻地稳妥地放到了地上，没碎。导游松了一口气，朝沁园扔去感激的一瞥。沁园低了头没接。沁园的城墙固若金汤，沁园不想留下任何一条裂缝，好让人把情绪挤进来。

十二A上坐的是那个在路边啃面包的老女人。老太太膝盖上放着那只肩包，两个人加上一只包，位置更挤了。

“阿姨，要不，我把您的包放到架子上？”导游说。

导游知道自己今天失态了。导游在这条线上已经走了八千九百个来回，导游熟知沿途每一个肯白送他一杯咖啡的加油站，每一个不用投币就能开门的厕所，和每一个给几分小回扣的购物点。导游知道路，导游更知道人。每一趟行程，总有那么一两件事一两个人，会把他搁置在发火和忍耐中间的那个煎熬地带里。只是，这一趟煎熬来得太早，还没容他把那块小小的亲善立脚之地垒建起来。他有些后悔。他原本可以把十个百个红衫女子不动声色天衣无缝地摆平的，他有这个本事。可是今天，他怎么啦？

老太太没有说话。老太太只是把那个肩包更紧地搂在了怀里，仿佛它比她更怕冷。

“前面的年轻人，有没有人愿意换到后面来，让这位老人家坐得舒适一些？”导游问。

没人接应。

前面都是成双入对的，没有人愿意拆单。

导游看了一眼老太太，那眼光似乎在说：“我试过了，你都看见的，对不？”

老太太也没接导游的目光，老太太把脸偏转向了窗外。导游很快就把自己无着无落的目光捡拾了回来，跑到车前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导游的微笑已经毫发无损地重新灿烂起来。

“大家好，我叫袁成国，袁世凯的袁，成心使坏的成，卖国贼的国，你们就叫我袁导，哪个dao都行……”

车里开始发出细细的笑声。

“这位是我们的司机，法国人，叫皮尔·卡丹。”

“别笑，他真叫皮尔·卡丹，是那个皮尔·卡丹的乡下穷亲戚。”

“从这一刻开始，你们的身家性命情绪安全，就交给我和皮尔·卡丹大叔了。咱们还是来一个岗位责任分工制，好不好？‘东欧浪漫之旅’，我负责东欧，你们负责浪漫。不是我不想负责浪漫，主要是这个浪漫，我一人说了不算，是不是？”

导游进入了状态。

太阳升高了，墨镜里的巴黎开始从灰涩变得明亮。当塞纳河的鳞波开始一程一程地朝后退去，都市的轮廓在巴士后视镜里萎缩成一个边角模糊的斑点时，睡意如浓云渐渐浮上，终于把沁园从头到尾地裹住了。

一路都在昏睡。

第一天是这样，几乎完全错过了海德堡。

第二天还是这样。最终醒来的时候，沁园发现太阳已经有了倦意，麦克风正在嗡嗡地报告着即将抵达马利亚温泉城的信息。

邻座的老女人看了她一眼，叹了一口气，“年青真好，能睡啊。导游喊你吃中午饭，你都不肯下来。”

沁园吃了一惊：她竟然完全不记得有这个插曲。这一觉仿佛是一条绵长的纺得结结实实的线，开头和结尾之间找不见一个断头一个疙瘩。只觉得下颏有点湿，拿手一抹，是口水。她一定又是张大了嘴——老刘说她醒着看起来还有几分机灵，睡着了完全是一脸蠢相。好久没有这样蠢睡过了。这些日子她的觉很浅，如同一张稀薄的绵纸，一丝风，一滴雨，一个最不经意的念想，随时就能把它戳得千疮百孔。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睡意浅成了这样呢？

好像就是她从温哥华采访完冬奥会回来报社上班的那天。

她在卡尔加里的一家华文报纸做记者。记者只是名片上的一个头衔，更准确的职位界定其实叫打杂。她不只写稿，她也做编辑，她也管美编和排版。有时她还得赤膊上阵四下找客户拉广告。报社里只有三名员工：老板，她，和一个叫薛东北的东北小伙子。老板管钱包，她管版面，小薛管工商广告。当然，这只是大体上的分工。这么一家袖珍小报，真正的分工线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像某些国家的边界线一样随时在变更。她在国内也做记者，不过那是一份发行量超过三十万份的都市大报。而现在的这份报纸，虽然有个惊天动地的名字《加拿大国际华人先驱报》，发行量却不到五千份。在那家发行三十多万份的大报社供职，她只用花费半个脑袋瓜子就够了，另外半个用来吃喝玩乐，勾搭老刘。后来终于把老刘勾搭成了丈夫，她就跟老刘出了国。到了加拿大，她给这份发行五千份的小报打工，累得每天回家再也不想多说一句话，一个月的薪水却只够给老刘的那辆四轮驱动吉普车注油和买保险。

但这都不算是最累心的事。最累心的事发生在下班以后。

上班的时候，她是记者。下班以后，她是个作家。十年里她写了五本小说。儿子欢欢已经上九年级了，功课运动课余生活，基本都是老刘管。她写书的时间，是从欢欢和老刘身上一点一点的掰下来的。当然，更多的，是从她自己身上掰下来的。十年里她把健身美容买衣服煲电话粥的嗜好都戒了，十年里她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毫无耐性不肯为任何事情耗费一分一秒时间的暴躁女人。她把她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面包屑似的掰下来，积少成多地裹成了团，就有了那五本书。十年里，她把老刘欢欢和她自己都掰得只剩了白光光的骨头，可是，她写的书却无人理会，连老刘都不看。

老刘实在看不过她睡眠不足神情恍惚的样子，也曾劝过她。老刘劝她，是劝她把工作辞了。老刘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做精算师，老刘的收入是沁园的五倍。可是沁园却迟迟不肯放弃报社的那份工作。那份工作说起来也不是什么让她割舍不下的美差。老板很抠门，小薛也很抠门，抠的却不是同一扇门。老板把每一个毫子的开支，都要放在脑子里称过几个来回。而小薛整天和老板扯的，是广告提成的百分比，还有每一张请客吃饭汽车公里数的报销单，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两位数。而她，却成了老板和小薛常年的拔河赛里那条系在绳子中间的手绢，一会儿被老板拉过去，一会儿被小薛扯回来，满耳满头都是彼此的抱怨。沁园下班回家，总觉得一个脑袋瓜子里塞满了别人的情绪垃圾，儿子和老刘轻轻一碰，就能碰撒出一地鸡毛来。可是她却没有一寸地盘，可以放置自己的垃圾。

然而她还是不愿放弃她那份实在说不出有多少好处的工作。她爱拿英国作家芙杰尼亚·沃尔夫说事。她说沃尔夫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个女人要写书，起码得要有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和一个自己的房间。老刘听了不吭气，半晌，才说：“一个女人，非要写书吗？”

这句话倒把沁园问得怔住了。

是啊，她为什么非得写书不成呢？这世上缺她一本书吗？这世界就是一条大浑河，她的书不过是那浑水上漂的一片烂菜叶，一根馊鱼骨，打个漂漂就不见了，连屁大的一个声响也听不着。那水，有没有烂菜叶馊鱼骨，都还会一步不停严丝合缝地朝前赶路的。

是为名吗？有那么一点点。那为名的念想是她肚皮里的一条小虫子，时不时地醒过来咬她一小口，说不上疼，甚至也说不上痒，连个芝麻点大的疤痕也没留下，就过去了。

可她心里有一股火啊。那火得有一个去处，要不会把她的身子，她的心烧穿一个大洞。那火岂止烧她，那火还要把她的家也烧穿一个大洞。她只有把那火一个字一个字的放出来，她才有救。她有救了，老刘和欢欢才有救。、

沁园忽然就想明白了，那火咬着她的脚跟追她，她是为了逃命才写那些字的。她怨不得天也怨不得地，更怨不得人。她只有认命。

就在她开始写第六本书的时候，老天爷跟她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开大了，把她一下子砸懵了。不仅把她砸懵了，也把她周遭的人砸懵了。

一个在好莱坞和香港内地来回行走的大导演，在一个酒足饭饱的无聊时刻里，偶然翻到了一本文学期刊。那本期刊里有一部讲述南美甘蔗园历史的小说，而导演的一位叔公，就是在那片甘蔗林过了一辈子的老华侨。导演本人，当时正陷在一部电影和另一部电影之间的拍摄空档里。上帝的手指轻轻一拨，电闪雷鸣间，导演被灵感击中，决定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当然是国际大银幕。

这部电影，在两年之后，成为一个超级票房神话，并得了几个国际大奖。

而沁园，正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于是，沁园一夜之间突然就不再是烂菜叶和馊鱼骨了。于是，沁园的名字，开始成为写书码字的人饭桌酒席上的话题。于是，沁园行在路上的时候，脑门上有了光。

沁园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里过暑假的时候，见过乡里夜市点煤气灯的情景。灯不亮的时候，兴许也有虫子，可是虫子潜伏在角落里是看不见的。灯一亮，虫子突然从草丛里树枝间田埂上，从一切角落里扑了上来。蠓虫，黑蛾，白蚁，还有许多她说不上名字的野虫，云雾一样地围着煤气灯转，嘤嘤嗡嗡，翅膀和翅膀交叠着，叫声和叫声交叠着，把灯光咬成一团一团的碎渣。

她问外婆为什么虫子爱追着光？外婆说虫子哪是追光，虫子是咬光呢。虫子一年四季活在黑咕隆冬的角落里，虫子也想要光呢。虫子见了光，就想咬一块下来存在肚子里，虫子自己也就有了光。

八岁的沁园听了，不知怎的，竟有些凄惶，心想虫子可怜，光也可怜。她不想做虫子，也不想做光。

一直到她被虫子咬上了，她才知道，原来不知不觉的，她已经成了那盏夜市里的煤气灯。

沁园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发现自己被虫子咬上的那一天。

参加温哥华冬奥会的加拿大滑冰选手里，有一位是出生在卡尔加里城的，很有希望在几个短跑道速滑项目上夺冠。沁园的老板年青时也是一位得过名次的速滑运动员，所以对这条新闻情有独钟，竟肯花钱让沁园专程飞去温哥华采访那位本地籍的运动员。后来那人果真在冬奥会上得了一枚银牌，一枚铜牌。

沁园带着一肚子新闻从温哥华回来，出了机场没回家就直接去了报社。报纸是周刊，第二天发报，她想把采访文章赶在当期发出来。

走进办公室，老板和小薛都在，她发觉气氛有些怪异。她急切地向老板汇报着温哥华的所见所闻，老板却似乎有些心不在焉。老板在回避她的目光。老板的目光如儿时她在弄堂里见过的弹棉花匠手里的那张弓，一弯一拱地绕着她的身子弹动，却始终没有压在她的目光上。她坐下来，把照相机里的照片下载到电脑里。她听见老板和小薛的目光绕过了她，在她背后一来一往地询问试探碰撞着。

后来，老板去茶水间，沏了一杯热茶端过来给她。她有些吃惊——她在报社工作了七年，老板从来没有给下属倒过一杯水。

“这几天，老刘，给你，打过电话吗？”老板问。

老板的语气很温软，仿佛轻轻一捅就要流出水来。老板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几十年水深火热单枪匹马打天下，老板学会了只用一种语气说话，那就是强悍。突然听见老板换了种声气说话，沁园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忍不住笑出了声：

“怎么啦？是不是老刘有了外遇，你们都瞒着我？”

老板和小薛互看了一眼，却没有说话。

沉默。

长久的沉默。

沁园第一次知道，沉默原来也有声响。世上所有的声响都有破绽，沉默没有。沉默从所有声响的破绽里钻出来，凌驾于所有声响之上。沉默让世上所有的声响听起来不再像声响。沉默震得沁园的心开始散乱。

“老，老刘，到底，怎么啦？”沁园问。沁园的声气里，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缝。

老板叹了一口气，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你到底招惹谁了，沁园？”老板问。

“马利亚温泉城原来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捷克小村落。许多年前一群伤残的士兵偶然来到这里，在泉水里洗过了脚，竟意想不到地痊愈了，就扔了拐杖四下奔跑，高喊圣母马利亚的名字，从此这里就成了世界闻名的温泉旅游城。”袁导说。

没有几个人在认真听。车厢里有人在分享带颜色的手机段子，惹起一波波深深浅浅的笑骂声。有人在侧着身子和对过的旅客胡乱聊天，有人在哔哔啵啵地嗑瓜子吃零食，也有人脱了鞋子在晾脚丫子，声响和气味都很嘈杂。众人上了车才意识到，旅行不过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逃离——从一种嘈杂，逃奔到另一种嘈杂。而导游的讲解，不过是花了钱来忽略的诸多嘈杂中的一种。

“马利亚不过是个凡人女子，能治病的不是她，而是她儿子耶稣。”邻座的老女人突然说。老女人的声音轻得几乎像耳语，老女人的话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可是沁园听见了。

沁园听见了，却没听明白。作为记者的那个沁园很想发问。作为作家的那个沁园也很想发问。可是这一刻的沁园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这一刻的沁园是个病人。好奇心治不了她的病，所以她不想问。

“愿意下温泉洗澡的，现在来报名。”

小郭拿了个本子跑到车后排来登记门票数额。小郭是索邦大学的留学生，学城市规划的，女朋友刚刚从国内来探亲，他就请了几天假带女朋友去东欧玩。一车的人里边，数小郭年龄最小，所以就被袁导抓过来帮忙。

“慢着，有句话先问明白了，再下车不迟。”坐在沁园前排的那个红衫女子倏地站起来，大声说。

“袁导，你给大家解释解释，这车上的座位是怎么分配的？”

袁导被这个问题砸过很多次，袁导知道怎么躲闪。袁导的回答胸有成竹，天衣无缝：“大姐，其实很简单，就是根据报名前后顺序定的。最先报名的，就坐前面。报名晚的，座位就排后边些。”

红衫女子冷冷一笑，说：“到底谁先来谁后到的，也无对证，就听你一个人说了算。”

“大姐，你要是不信，等你回到巴黎，旅行社里有报名记录，我拿来给你过目。”

袁导失态过一次，袁导决计不在同一道坎上摔第二个跟头。所以袁导说这话的时候，带了一脸钢盔铁甲刀枪不入的微笑。

“先来的也没比后到的多花钱。都花了一样的钱出来旅游，凭什么有人一路坐前边看好景致，有人一路坐后头受颠簸？”

红衫女子说“前边”的时候，拿手画了一个圆圈，把所有坐在她前面的人都归在了圈子里。圈子不大，人却很多。被圈在里头的人，开始隐隐感觉到拥挤的不适。

“那你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袁导两手抱了臂，歪着头看红衫女子，依旧一脸是笑。

“那好办，半天换一次座，前排后排对换。”

“架上的东西一天搬两次，累不累啊？”前排有人嚷道。

“你要是坐后头，你就不嫌累了。”红衫女子嚷了回去。

大家便都不吱声，看袁导。

“好吧，一个行程九天坐车，咱们就在四天半的时候换座。四天半正好在布达佩斯城里，咱们就在布达和佩斯的分界线上，正中午十二点换座。”

车上的人轰的一声笑了起来，除了那个红衫女子。

“大姐，您看成不？”袁导把“你”换成了“您”。

又有人笑——那是听懂了的人。

小郭的登记本里，只有四个人名：小郭自己和他的小女朋友，再加上另外一对美国来的夫妻。十几欧元一张门票，众人都嫌贵。小郭也嫌贵，只是小郭这会儿正处在跟女友显摆的阶段上，小郭这个面子是非要撑下去不可的。

剩下的人，就都排着长队喝不同泉眼里舀出来的矿泉水。水不收钱，杯子要钱。纸杯子两欧元一个，瓷杯子八九十几个欧元不等。众人大骂黑心。有舍不得花钱却又想尝稀罕的人，就数人合买一个纸杯子，一个人喝过了，拿纸巾擦过杯檐，再传给另一个人。

老女人没买纸杯，也没买瓷杯。老女人压根没想尝水。

老女人绕过长长的队伍，独自找了张石凳坐了下来。石凳在一棵大树底下。树是一棵沁园没见过的树，枝和叶的形状都是陌生的。叶子已经稀落了，枝干却依旧强劲有力，低低的把石凳遮挡了一个角。其实下车的时候，沁园一眼就看见了这张石凳，只是让这个老女人抢先了一步。这张凳子很窄，可是只要老女人抬一抬屁股，还是有一小块位置可以容得下沁园的。沁园一整天都是和这个老女人坐同一排车椅，一下车沁园就再也不能忍受另一具躯体另一腔呼吸的逼近。于是沁同就挑了一个没有石凳也没有人群的角落，靠着另一棵陌生的树站了下来。

老女人取下那个不离身的肩包，从里面掏出另外一片干面包，啃咬起来——依旧嚼咽得干涩困难。不知道那是她耽延了很久的午餐还是提早到来的晚餐。老女人的目光不在面包，不在人群，也不在泉眼上，老女人只是默默地看着远方。远处是山——说不出名字的欧洲的山。低矮，绵长，把天空剪割得支离破碎。山峦和山峦交叠的地方，是大片大片的深黛。山巅上有一抹橙红，浓艳得如同一罐打翻了的番茄酱。捷克的夕阳颜色厚腻得让人感觉呼吸艰难，却红得坚硬冰凉。秋风咬过老女人消瘦如刀的脊背，咬得一地碎牙。

这是一个，把每一个铜板都掰成两瓣花的寒酸老人。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样把这一程旅游票凑齐的？沁园暗想。

“辛迪，怎么不尝一口矿泉水？据说是治百病的神水，灵验得很呢。”袁导走过来，站在沁园身边。沁园的树干，被占了一半。

“你呢，信吗？”沁园问。

袁导掏出一根烟。风很大，点了几回才点着了火。点着了，就递给了沁园。

沁园吃了一惊，却没有把这一惊放在脸上，只是默默地接了过来。烟从喉咙里钻进去，慢慢地爬过五脏六腑，再慢慢地从鼻腔里爬出去。有些热，有些辣，却是妥妥帖帖的热和辣，仿佛它和她的身子，已经经历过了千次百次的磨合，天衣无缝，彼此相安，毫无初次相遇的揣摩和抵抗。

“我要是信了，会在这里吗？”袁导说。

沁园忍不住笑了。

从那件事发生起，家里就不再是原先的样子了。老刘取消了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动的桥牌聚会，呆在家里陪沁园看那些对他来说毫无兴趣的电视相亲节目。有时沁园回头一看，老刘已经侧身歪在躺椅上睡着了——侧着身子是为了不打鼾。儿子依旧话很少，但吃完饭后却会帮她把脏碗收拾到水池子里。老刘和小刘看她的眼神是如此的小心翼翼，仿佛她是一件超薄的珍稀明朝瓷器，略微吹重了一口气就要碎裂。

老刘变得很沉默。老刘向来是个浑身每个毛孔都大大地张开着，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热气的人。每一个走近老刘的人，禁不住被他的热气蒸熏得也有了暖意。可是现在老刘的毛孔都盖上了盖。老刘是个手极巧的人，老刘修得了世上每一样破损的物件，可是老刘却不知道怎样修补一颗破损了的心。老刘在一个心碎了的女人面前不知所措。

有一天，沁园在饭桌上忍不住对老刘吼了一句：“我又不是得了绝症，你们用不着把我当成明天就死的人！”老刘和儿子互看了一眼，却没有说话。后来老刘搁下饭碗，站起来，走到了院子里。沁园看见院里浓郁的金银花架下，有一个火星子在一忽儿明一忽儿暗地闪动着——是老刘在抽烟。老刘平时极少抽烟。

沁园就是在那个晚上决定要独自出门旅行的。

沁园知道，此刻她的名字，正像一捧过年吃的糖豆一样，被一只匿名的手，热热闹闹地从一家论坛翻炒到另一家论坛。攻击她的帖子，正如癌细胞一样地在互联网上以惊人的速度爆裂繁衍。世界正绕着她刮起一股黑旋风，而她却是风暴中的那个风眼，与世隔绝地行走在风暴正中心的那个真空地带。多少年来头一回，她没有带电脑上路。她甚至没有带照相机——她是在出发的最后一刻，从旅行箱里取出了照相机的。

这一次，她决计要做一个毫无准备毫无期许置身于风暴之外的孤独行者。

在布拉格住下的时候，已经夜了。旅馆的房间依旧是欧洲特有的那种拥挤窄小，几乎没有放置行李的空间，但却有一扇罕见的大窗，几乎覆盖了一整面墙。

沁园把自己的行李箱竖着塞到了靠里的那张床边上。她和那个老女人搭房，老女人喜欢靠窗的位置。现在沁园知道了老女人姓徐，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从北京来巴黎探望女儿一家的。沁园记得那日在香榭丽舍大街等候旅游巴士的时候，老女人是自己一个人坐地铁来的，女儿并没有来送她。关于女儿，老女人没有多说，沁园也没有多问。沁园觉得自己和老女人都是一只蚌，只把壳张开一条够透一口气的细缝，怕张大了要钻进砂石，结了珠子。她和她的心里，都没有装珠子的空隙。

老女人把肩上的包卸下来，放到枕边；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吃她的面包。今天旅行团里所有的人都跟着袁导在外边的中餐馆吃过了自助晚餐，只有这个老女人坚持回来吃。沁园想这个小肩包里到底存了多少片面包，可以供这个女人一口一口地维持这长长的一路？老女人脱了灰外套，薄毛衣底下的那扇脊背，正随着艰难的嚼咽动作而耸动着，嶙峋的肩胛骨把沁园的眼睛割出了血。

沁园烧了一壶热水，泡了一杯从家里带出来的豆浆粉，放到属于老女人那侧的床头柜上。

“徐老师，喝一杯豆浆吧，无糖的。”

那个被叫作徐老师的老女人显然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对沁园笑了一笑。徐老师也许已经操练了一辈子笑，可是她笑起来依旧是一副疏于操练的样子，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朝着各自的方向挪移着，彼此固执地抗拒着合作，始终没有能够妥协成一种和笑相宜的姿势。

“我膀胱有病，存不得水。”她说，把杯子往沁园那侧推了一推。

沁园没接。那杯冒着氤氲热气的豆浆，就在老少两个女人中间的那块模糊地带里渐渐凉去。

徐老师吃完面包，走到窗前，打开了那扇大窗。拦阻在外的夜风攒足了劲道，凶猛地冲进屋里，几乎把她推了一个趔趄。旅馆在布拉格郊外，寥寥几盏夜灯，遥遥地照出了旧城区古建筑物鬼魅似的尖顶。这一个夜晚无星也无月，只有风。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地铁呼啸而过，与风声混为一体。落叶蜷成愤怒的拳头，与风抵抗着，却终于抵不过风，被风窸窸窣窣地推往更深更远的黑暗。

“你对布拉格，印象如何？”徐老师关上了窗户，问沁园。

沁园一怔。虽然白天在布拉格城区走了整整一天，可是沁园的心并没有在沁园的脚上。沁园的心也不在沁园的眼上。沁园的心甚至没有在沁园的心里。沁园的胸腔里没有心。原先藏着心的地方，仿佛被一只老茧丛生指甲尖利的手掏过，掏得很猛很急，掏出了一个边缘毛糙的大洞。沁园带着没有心的身体行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什么都看见了，却又什么也没看着。没有心的眼睛是缝隙巨大的竹篮，存住的，只是渣滓。没有心的眼睛，只记住了布拉格的灰涩和幽暗。查理大桥的每一座石雕，旧城区古堡的每一面墙，街头艺人肩上的每一把提琴，马车夫手里的每一根马鞭，似乎都蒙了一层厚厚的污垢——那是时间的河流冲刷过后留下的苔痕。连桥下的水，也流淌着浓腻乌涩的锈。那层锈垢之下，也许曾有过非凡的辉煌，可是没有了心的眼睛也没有了好奇，沁园不再想用记者和作家的犀利，来刮除锈垢，探讨底下高深莫测的究竟。

“这是我见过的，最灰暗的一座城市，最灰暗的一片天空。”沁园说。

徐老师没有回话，但沁园知道她有话，她的话正在她的肚子里翻腾作响。半晌，她才叹了一口气，说：

“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多少城市，多少夜晚。”

沁园听出了她话语里的毛刺。这个老女人身上的毛孔打开了，正往外幽幽地散发着一股阴晦之气。沁园感觉一阵寒意如一条滑腻的蛇，正从她的脚心开始渐渐爬上她的脊梁。她被这股寒意逼得一步一步地退到了墙角。再无路可退。她扭开门，嚅嚅地说了句：“我去服务台拿个杯子。”便落荒而逃。

逃到楼下，沁园才觉出了胸闷。

窒息。对，就是窒息。这个姓徐的老女人让她感觉窒息。她的削瘦是一种气场，她的寒酸也是。她的沉默，她的言辞，全部都是。她的气场无所不在，逼得沁园无处逃遁。沁园急切地需要一口没有被墙壁圈囿过的空气，哪怕是灰涩的，涂满了时间锈迹的空气。

她跑到了旅馆门外，捂着胸口，抬头望天。

老天爷，请给我一颗布拉格的星星。一颗就行。沁园暗暗地祈求。

可是，云浓郁得没有一丝裂缝，没有，一颗星星也没有。

旅店门口的柱子上，斜靠着一个抽烟的人。那人看见沁园，嘿了一声——是袁导。

这一次不等袁导开口，沁园就摊开手来索取香烟。

第二根烟抽起来没有第一根顺畅。第一根的无知已经过去，第三根的熟稔尚未来临。第二根烟尴尴尬尬踉踉跄跄地行走在沁园的肺腑之间，搅得她呵呵地咳嗽了起来。

“这就是，你给我看的，布拉格之夜？”沁园问。

“不是。我想给你看的布拉格之夜，是不能在麦克风跟前讲述的。”袁导说。

“可是现在，没有麦克风。”

夜晚的凉意随着呼吸，化成一阵白雾，弥漫在两人中间。失却了麦克风支撑的男人，话语里突然有了一丝与他的年岁相属的低沉和迟缓。

“辛迪，我心目中的布拉格之夜，只有一个，那是在一九六八年的秋天。”袁导终于开口。

“那晚全城都睡了，睡得很深。可是全城突然又都在同一时间醒了过来——是被雷声震醒的。那雷声很奇怪，是仿佛憋了十年百年的那种闷雷，从天边生出，一路滚到人的脚心，震得每一座楼房的窗棂格，都瑟瑟地颤抖。人们披着睡衣，打开窗帘，屋外没有下雨，却很亮，亮得耀眼，亮得人几乎瞎了眼。过了一阵子，人们习惯了那样的亮光，才发现他们熟悉的街道消失了。街已经被一群笨重的，鬼魅一样的黑色怪物覆盖住了。那些怪物，像硕大无比的乌龟。一头接一头，紧紧相连，看不见首，也看不见尾，一寸一寸的，爬满了布拉格的胸脯。当然，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是坦克，苏联军队的坦克。”

沁园嗤的一声笑了，“你看了太多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这不是昆德拉的脚本。昆德拉的脚本里，没有一个音乐家，只有我的脚本里才有。”袁导说。

“在苏军坦克耀眼的白光里，出现了一位穿着睡袍的小提琴家。睡袍显然是匆匆地披上去的，腰带还没来得及系紧，前襟散乱着，露出胸脯上一团深棕色的毛。他迎着坦克的光亮走过去，他被那亮光刺得睁不开眼睛。他的一侧脸贴在小提琴面板上，他缓慢地行走在已经不再是街道的街道上，闭着眼睛，轻轻地舞动着他手里的琴弓，手指如玉兰花在琴弦上盛开怒放。轰隆的坦克声掩盖了一切别的声响，他听不见他的旋律。不过他既不需要他的眼睛也不需要他的耳朵，他早已把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拍记得跟心跳一样的自然。这时他已经成了街上唯一的一个行人，一个不需要瞄得很准就可以瞬间被一颗子弹击倒在地的人。可是，没有人朝他开枪。一辆又一辆的坦克绕了一个小小的弯，从他身边开过。后来，有一个士兵，脱下军帽，朝他点头示意。当然，他看不见——他一直闭着眼睛。”

“这是，布拉格历史上，最光亮的，也是最黑暗的，一个夜晚。”

沁园看见袁导的眼睛，在灰涩的夜色里闪闪发光。

突然，沁园的心回到了沁园的眼睛。老天已经答应了她的祈求，因为她看见了布拉格的星星——就在袁导的眼睛里。

突然，沁园的心也回到了沁园的脚上，因为她感觉到了，她深纹靴底之下，大地微弱的颤簌。那是一九六八年那个秋天的夜晚，坦克碾过之后的呻吟，年复一年，一直持续到今天。

“你，有点不像，导游。”

沁园对袁导说。

巴士在开往布达佩斯的路途中遭遇了一次大堵车。在距离布达佩斯市区二十公里处，两辆货运卡车相撞，使得原本就狭窄的路面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巴士的行进速度渐渐退化为蠕爬。

十一排上的红衫女子站起来，大声问导游：“袁导，几点钟了？”

红衫女子每天换一套衣服，套套是红衫，只是样式面料有所不同而已。

导游指了指车上的时间温度显示器，说：“十二点二十八分。”

“还有多久到布达佩斯？”

“若这条路是我爹的，咱们半个小时前就该到了。可惜这条路我说了不算。照这样堵下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半天，都有可能。”袁导说。

“我问的是什么意思，袁导你应该很清楚。”

“大姐，我答应您的事，我是一刻也没敢忘。只是车晚点了，您多担待点，一到布达佩斯，我保证就是尿急湿了裤子也先给您换座位，行不？”

众人哄哄地笑了起来。红衫女子没笑。红衫女子的脸紧了。

“照你的话说，晚上都有可能到不了布达佩斯，那我还得在这个位置上颠簸半天？”

“大姐，那您说怎么办？您要是能讲解，我就把我的位置跟您换了。您看行不？”

众人又哄哄地笑。红衫女子的脸越发地紧了起来。

“你这是怎么说话的？你是导游，答应了的事不兑现，还想不想要小费了？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你问问后边的人，是不是都是这个意思？”

红衫女子伸手朝她周边划了一个圆圈，被她圈进去的人都低下了头，没人接她的目光。红衫女子的手就无着无落地悬在了半空。

“车走动的时候旅客不能站起来行走，这是旅行社的安全规则。这个时候让大家换座位，就是我答应您，皮尔·卡丹大叔也不能——我们回去就没饭吃，光吃鱿鱼了。您好歹可怜可怜我们拖家带口的人。”

“别贫了，你。我可怜你，谁可怜我？你永远坐前排，这坐后排的滋味，敢情你一次也没尝过。反正是堵车，为什么不能从下个出口下来，换了座位再走？”

袁导就俯过身去和司机商量，两人嘀嘀咕咕地讲了半天法语。众人虽然听不懂，却也看出了司机面红耳赤的生气样子。袁导就对众人说：“皮尔·卡丹大叔说了，现在下高速公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回来时路通了，咱们刚好躲过了路阻。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路还是堵，咱们插不回去队了，那耽搁到什么时候，就更说不准了。大家看怎么办？”

众人纷纷说不能停，已经耽搁这么久了，再耽搁下去，就错过整半天的行程了。

红衫女子冷笑了一声，说：“敢情你们都串通好了看我一个人的笑话。我告诉你吧，我还真得下车。我尿急，你不让我下去我就尿在座位上了，信不信由你。”

旅途开始时袁导就说过，让大家不要使用车上的厕所，怕路程长了车里气味难熬。

袁导被逼到了墙角，拿手拍了几下前额，弯下身来对一排A座上的小郭说：“兄弟你帮大哥一个忙，麻烦你两个过去和这位大姐换个座。大哥到了布达佩斯请你吃匈牙利牛肉汤。”

小郭看了看女朋友，面有难色，“我没事，她晕车，吐过好几回了。”

袁导扯了一把面巾纸，递给女孩，“乖乖的听大人话，自己坐一会儿，放你男朋友一马。你在救一车人的命呢，知道不？”

女孩忍不住笑了，却笑得有几分勉强——袁导知道她是不愿意和那个红衫女子坐在一起。却禁不住袁导锥子似的目光，最后还是捅了捅小郭，示意他走。

小郭站起来，和红衫女子换了座位。红衫女子从十一排走到一排，走过了整整十排座位，一路上只觉得前心后背贴满了眼睛，凉的和热的都有，很是刺痒，却挠不得。走到前排的时候，她的腰腿就已经走软了。

坐定了，她从包里掏出一盒东西，撕开口，递给小郭的女友，“麦饼，捷克的特产，挺好吃的，你尝尝？”

女孩摇了摇头，说我不吃，什么麦饼。女孩说这话的时候，没看麦饼，也没看红衫女子。

红衫女子的微笑，还没完全展开，就僵枯在了嘴角上。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二十五岁的诗人裴多菲在这里——就是你们的脚站立的地方，朗诵了他的《民族之歌》。当时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都是年轻人，有很多大学生，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裴多菲的诗而来的。诗不过是引信，是火把。每一场革命，都需要这样的引信，这样的火把。就在这里，裴多菲用他的诗，把匈牙利点燃了。”

袁导指着裴多菲的全身雕像说。

沁园没想到裴多菲这么消瘦，用今天的标准看来，几乎瘦得有些营养不良。发际很高，高到接近谢顶的嫌疑。眼窝极深，但眼睛比眼窝更深。二十五岁的眼睛里，有远超过二十五岁的忧伤。其实，火并不仅仅存在于诗里。火在还没有变成诗之前，就早已存在于他的眼睛里了。

徐老师没有在听。

全团几十号人马中，徐老师一直是为数极少的几个认真听袁导讲解的人之一。她不仅一字不漏地听，她还会时不时地纠正他讲解中的细小错误。她纠正他的时候，声音很轻，显然不是给他听的，甚至也不是给邻座的沁园听的——似乎仅仅只是一种自言自语的习惯。

挑错，这是教书先生的普遍职业病。沁园想。

可是当巴士接近布达佩斯城的时候，徐老师变得明显的心不在焉坐立不安起来。她显然没在听袁导的讲解，她的眼睛在不停地扫视着车窗两边的街道和建筑物，目光像蜻蜓的翅膀不停地扑扇，驻停片刻，又抽搐着离去，满是压抑得很紧的兴奋，和压抑不住的紧张。

“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一九五六年十月，另一把火，点燃了另一场革命。这一场革命里没有裴多菲——裴多菲早已经死了。也没有诗。但旅途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顺着裴多菲的脚印走出去。这场革命走得很远，很远，可还是没能走到头。五十年前的尘埃到现在才渐渐落定，那场革命如今只留下一个名字，那就是纳吉。”袁导说。

“纳吉，是谁？”小郭的女友一脸茫然地问。

袁导看了一眼沁园，两人会心一笑。袁导知道这个团里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纳吉。纳吉可以是许多东西。纳吉可以是一部复杂的史书，一门深奥莫测的学科；纳吉也可以是一场浩大争论的开始，或者一次煽动性演讲的结尾。可是纳吉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由许多年青人组成的旅游团的合宜话题。

“纳吉，嗯，也就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袁导沉吟了半晌，终于说。

“许文强。”有人刚刚看过新版的《上海滩》，大嚷了一声。众人轰的笑了起来。

“许文强是英雄，但不算失败。”一个小伙子说。

“没得到冯程程，就是最最彻底的失败。”一个年轻女孩反驳道。

众人又是一阵笑。

徐老师没笑。徐老师没笑，是因为徐老师根本就没在听。徐老师已经渐渐游离了人群。徐老师背对着人群，独自走到了广场中间，脚步惶然，目光也惶然，像是一场目标不定的找寻，更像是一次温柔湿润的抚摸。

这是自从巴黎出发以来最晴朗的一天。天空如同一匹扯得极紧的蓝布，从地的这头，一路蒙到地的那头，找不见一丝皱褶瑕疵。阳光白得让人几乎产生了夏天的错觉。没有风。地上的落叶，是在前一天的风里飘零的。枝头的叶子，正在明天的风到来之前苟且地享受着生命最后的辉煌。有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翅膀在空中留下了一串凌乱的划痕，鸽哨声嘤嘤嗡嗡不绝于耳。

所有的记忆都不可靠，只有镜头，才能永久地，绝不走样地，把这个下午存留在记忆之中。

沁园第一次后悔没带照相机出来。

徐老师走热了，脱下身上的灰外套，塞进了随身的肩包里，包立刻鼓胀出了一坨肿瘤。撑得几乎要裂开口的肩包，趴在徐老师瘦骨嶙峋的背上，突然就叫她有了几分驼兽般的佝偻。

“我来。帮你背。”沁园走过去，对她说。

徐老师没听见，沁园就扯了一下她的肩包。

徐老师吃了一大惊，仿佛当街遇到了一个劫匪。她一把拽住了沁园，从沁园手中夺回了那半截从她肩上溜滑下来的背包带。

“啊，不，不，我自，自己来。”

沁园感到了隐隐的疼——那是徐老师的指甲在她的手腕上留下的掐痕。

“这里是有名的瓦茨街的街尾。从这里往回走，你们能看见整个东欧最著名的步行街。”袁导说。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精品，当然，前题是你不在乎价格。我建议某些荷包并不十分饱实的年轻人，最好不要随便领你们的女伴逛这些店铺，因为进门的时候，你们还是亲密爱人，出门的时候，可能就该讨论分手之后的残局了。”袁导斜了一眼小郭，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其实，瓦茨街的繁华，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就是在铁幕统治下的年代里，瓦茨街也是整个东欧的神往之地。它不是西方，却是离西方最近的一面镜子。连苏联的老大哥们，也会在每一个可能的假日里，带着家人来到瓦茨街，呼吸一下略微轻松清新的空气，在镜子里看一眼他们没有可能真正见识的西方世界。”

“不，不都是，这样的……”徐老师嚅嚅地说——依旧是自言自语。沁园看见徐老师的眼睛亮了一亮，她显然听见了袁导的话。

旅行团沿着瓦茨街打散了，开始了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几天的相处，人群已经形成了只可意会的默契组合。这种不成文的松散组合，比任何一种有纲领宪章规范的组合，更为牢不可破。向来独来独往的沁园，这次决定跟徐老师走。

作为新闻记者的那个沁园，在沉睡了几天之后突然醒来了，她隐隐看见了一段泛黄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

“徐老师，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我刚刚换了好些福林币。”

“哦，等等吧。”徐老师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匆匆地赶路。徐老师走得很快，脚步在路面擦起一股轻尘，快得连沁园也开始感觉吃力。

“徐老师，你不是第一次，来匈牙利吧？”沁园问。

徐老师怔了一怔。

“你是作家吗？”她偏头看了一眼沁园，问道。

这回轮到沁园吃了一惊。

“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的——你眼睛很尖。”徐老师说。

沁园的心又落回了胸腔。

阳光开始偏斜，建筑物和树木在地面上投掷下大块大块的阴影。鸽子在光斑里绕着人脚来来回回地行走，眼里充满了可怜的企求。

这个时候，徐老师的背包里，要是有一片多余的面包就好了。沁园想。

“很久以前，来过。”徐老师说。

“十年，还是二十年？”沁园问。

徐老师轻轻地笑了一声。这一声笑非常短促，干涩，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延伸和牵连，更像是一声没有痰的干咳。

“五十五年，零三个月，零六天，以前。”她说。

五十五年零三个月零六天是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把她和儿子欢欢的生命铺陈开来，再焊接在一起，才勉强可以抵达的长度。沁园想。

“是旅游吗？”

话一出口，沁园就感到了自己的无知。五十五年前，旅游不是人们生活辞典里的一个常用词。不，它甚至不是一个生僻词。其实，那时它压根就不是一个词。

“我和我们学校的，我是指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一起来布达佩斯的。不，我们不是来看瓦茨街的西方稀罕的，我们是来参加匈牙利劳动青年大联欢的。那晚，我们在这里看了歌舞剧《海鸥》。”徐老师指了指不远处的佩斯剧院，对沁园说。这是她对她说过的最长的话。

留学生，她是苏联留学生。原来，她是被那个旷世巨人称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那群人中的一个。

沁园心中有无数个问题，在前后拥挤着急切地等待着一个出口。可是她知道她不能心急。这个走在她身边的老女人是一管内涵丰硕却口子极细的牙膏，她只能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挤，哪一下过重了，她就有可能把一管牙膏挤爆。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沁园问。

徐老师没有回话。牙膏的口子封住了，她的心已经不在沁园的话上。她的心在脚上——她在急急赶路，朝着佩斯剧院的方向。

日头又偏了几分，阳光把佩斯剧院切成了两半，一半在明里，一半在暗里。明里的那一半招摇地彰显着被岁月层层叠加上去的辉煌细节，而暗里的那一半只余下色彩和构架都已经走形了的模糊和灰涩。

徐老师沿着被阳光分割成的那条线朝剧院走去，最后的几步，几乎接近小跑了。可是，就在离剧院几步路的地方，她却突然慢了下来。

她仰脸看了一眼剧院门上张贴着的那几幅五颜六色的剧目广告，但是她的且光没有在上面驻留。她的目光沿着院墙心不在焉地扫了一圈，脚步就偏离了方向，摇摇晃晃地朝剧院后面走去。

剧院后巷是一个冷僻之处，游客的喧闹流到那里，已经成了一丝孱弱的尾声。剧院的后巷从来没想过招徕游人，剧院的后巷是一个卸下一切妆容的素颜女子。昨日的风把落叶推扫在角落里，每一脚踩上去都是惊心动魄的碎裂声。院墙边上有一排硕大的梧桐树，茂密的树荫遮天蔽日。种树秧子的人当时也许没有估算好成长空间，如今树和树枝桠和枝桠之间是一片无法理清的拥挤和凌乱。

从左数到右是七棵。从右数到左也是七棵。

徐老师仔仔细细地数着那一排梧桐，最后在中间那棵树前停下了步子。她的目光伸出一根一根柔软的舌头，一圈又一圈地舔舐着树身。树被忽略了忽略了很久，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从它被种下的那天起。它有些不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亲昵，它在她







































北京中科医院是骗子
北京中科白殿疯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