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徐志摩艺术风格和文学成就，不得不深入探究爱情生活对其艺术创作的重要影响。同样，欲探究林徽因的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亦不能回避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诗人徐志摩。

——题记

爱的钢琴曲一门纪宇-爱的钢琴曲

一

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围绕新月派两位诗人的感情逸闻，文人们的舌根差不多都嚼烂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应有尽有，伴随近些年“民国热”的持续升温，围绕徐志摩、林徽因的话题又多了起来。但这些未经证实的“桥段”究竟有几分可信，恐怕除了当事人，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道得明。而对于诗歌爱好者来说，深入研究徐志摩、林徽因的诗歌艺术及创作历程，无论如何，都躲不开他们之间那段特殊的感情关系及发展脉络。可以说，爱情关系是破解徐志摩、林徽因文学艺术创作风格的一把“密钥”。

尽管疑云重重，但没有争议事实是，当初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时遭遇的一段纯情，造成了他后来的抛妻离子。这件事，说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起初立志于政治学的徐志摩，居然由此开启了文学生涯，且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成就了中国现代最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人。从立志做中国的“汉密尔顿”到成为东方的“雪莱”，这种戏剧性的人生大转折，颇具几分传奇色彩。对浪漫派诗人来说，爱情确实能使人产生浪漫的幻觉，激发诗人的艺术灵感，“湖畔派”诗人汪静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再说这林徽因，也确实是“高大上”的美人，说她是风华绝代一点也不过分，年方二八，就已经有超出其年龄的过人见识，以才貌倾倒过许多名流雅士，包括诗人林庚白、学者张奚若、哲学家金岳霖等。

徐志摩痴爱林徽因，这是毫无疑问的。大诗人几近痴狂地追求林徽因，以致于失恋后，精神已接近崩溃，曾因此一度隐居庐山，半年中闭门不出。这次失恋对徐志摩的打击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应该说，林徽因对徐是怀有爱意的，但“暂告不欢”不辞而别的原因，主要还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年底，徐志摩从剑桥中途辍学匆匆回国，不顾遥遥万里艰险航程，就是为了再续断弦之意。然而，刚回国的徐志摩，就遭遇当头一棒。在京城雪池寓所和林长民的一席谈话后，徐志摩的绝望之情可以想象。

不难推测，当看到陈石遗老人手书“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的条幅后，徐志摩的惊愕之情，那种瞬间从天堂跌入地狱，陷入冰火三重天的强烈情感冲击，瞬间掀起的浪潮是何等的汹涌而澎湃！

经过几天痛苦的蛰伏，徐志摩绝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他抛妻离子、中途辍学，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他仍然沉浸在康桥时的爱情幻想中，他坚信林徽因依然爱着自己。分手才一年多光景，一切都是未定天。而昔日恋人重新见面后，肯定不是文学作品中描绘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在和风细雨中抒发相思之苦。尴尬、惊讶以及短暂沉默之后，紧张的对峙、激烈的争辩都是在所难免的。

在与林徽因的感情经历几次大起大落后，徐志摩已无力控制和约束自己的情感了，诚如他后来在《猛虎集序》中坦诚：“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骨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爱情与诗情的交互潜化下，徐志摩的精神气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他逐渐变得阴郁而多思。

徐志摩年9月回国后，开始在报章上大量发表诗歌、散文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除了宣泄内心的痛苦，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借此向林徽因表白心迹，试图唤起她的情感共鸣。但这其实是徒劳的，林徽因已许与梁家，与徐志摩刻意保持着距离。其中《月下待杜鹃不来》、《月下听琴》、《一个祈祷》、《默境》、《希望的埋葬》、《悲思》、《在那山道旁》等情诗便是有明确指向。值得一提的是，其间徐志摩还写过一篇精美绝伦、旖旎生姿的散文《鬼话》，假托一名叫“慧珈”的女子，向昔日恋人倾吐真挚热烈的相思之苦。当时《北京晨报》和《学林》均是梁启超主持的媒体，在北京影响力较大，林徽因应该读到了这些诗文，对徐的良苦用心多少也是明白的。但是，林徽因毕竟不是爱洛漪丝，中国也不是欧洲，在林徽因已“罗敷有夫”的情况下，徐志摩处处显得不合时宜，他抛弃妻儿的行为，收获的只是朋友的误解和外界的嘲讽。

令人扼腕的是，颇具诗人气质的林徽因，喜欢和崇拜这位热情的诗人，也尊重他对自己表达的爱情。当然，她也为诗人的处境感到心痛，但林徽因毕竟是在传统封建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传统的家庭教育依然主宰着她立身处世的取舍。徐志摩给她的是只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面对这一切烦恼和困惑，林徽因选择了远远观望——而时间的流逝，显然对徐志摩更不利。

一个处在青春期的懵懂少女无法，也不可能理解诗人痛苦的精神追求。思想与精神层面上的不同步、不合拍，造成了他们无法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林徽因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也坦言：“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

徐志摩的诗情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世俗的重围中左冲右突，愈陷愈深。抚今追昔，这不能不说是桩极其不幸的爱情悲剧。从徐志摩来说，这份没有结果的爱情，随着时光的流逝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愈加痛苦和深沉起来，这在徐林康桥邂逅后的十年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从情感的内涵及延续的时间来看，无论是凌叔华还是后来的陆小曼，只是短暂地抚慰了徐志摩空虚的情感荒漠，他的心魂深处始终驻扎着康桥之恋的忆影！

年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西上太原，在离别的火车上，面对站台上送别的林徽因，而不久，林徽因将同梁思成一道赴美求学。一想到从此将永隔天涯，徐志摩就伤感得无法自抑，拔笔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是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那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这封没有来得及发出的情书，只是徐林爱情的冰山一角。《徐志摩传》的作者韩石山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徐志摩几乎疯了！”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诗人的心已是支离破碎，还有谁再忍心责怪他的冲动呢？

徐志摩是一个向往自由、追求浪漫、热情挚真的人。用胡适的话说，徐志摩的人生悲剧，从根源上讲，是他个人“爱、美、自由”三位一体的单纯信仰造就的。就像拜伦、雪莱、普希金这些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千难万阻不但不会消弭诗人的斗志，反而增添了他们反抗世俗的勇气！徐志摩对理想爱情的大胆追求，以及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叛精神，毫无疑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作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着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毅然决然地斩断了所有退路，正如他在《夜》中所说：

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里尝去……

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

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守去……

在《火车擒住轨》中诗人说道：“一死儿往暗里闯，不顾危险……”，后来，诗人在《爱的灵感》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追求爱情的勇气：

因为/只有爱/能给人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胆/只有爱/能使人睁开眼/认识真/认识价值/只有爱/能使人全神的奋发/向前闯/为了一个目标/忘了火是能烧/水能淹

正因为当初的诗人太勇敢、太执着、太坚毅，而当一切尘埃落地，收束一身的疲惫和伤痕时，徐志摩的颓丧、孤独、痛楚，也是超出常人的。而此时的林徽因，同梁思成的婚事已经确定。在经历年“车祸危机”的考验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感情逐渐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她依然喜欢徐志摩，而要重新选择已经成为不可能。

在冷酷无情的现实面前，几乎所有同情的门都向他关闭了。对于徐志摩来说，爱情已然是“来时空言去绝踪”，如今“更隔蓬山一万重”。在秋雪庵的迷朦月色下，徐志摩只能独自饮恨怀忧，舔噬着化脓的伤口。

二

年，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梁思成、林徽因远渡重洋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

在国内过惯锦衣玉食的小姐生活，失去了“新月社”朋友圈子，林徽因很快在异国他乡陷入了孤独与沉闷。这个时期，林徽因对过去的人生进行了反思，当然包括与徐志摩的感情经历。年3月，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异国他乡的寂寞与孤独，留学生活的清贫和艰辛，使林徽因自然怀恋起在新月社的日子，怀恋起敬之若师长的徐志摩，这是人之常情。

而在大洋的彼岸，徐志摩正在经历着人生的寒冬，再度品尝着爱情的冰火两重天。与才女凌淑华短暂的交往无疾而终。与陆小曼的再婚，给他带来的幸福只是短暂的。两人价值观和生活情趣的差异，很快就给婚姻生活蒙上了阴影。

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上西楼。

时间的消磨和空间的隔绝，并没有抹去徐志摩心头驻扎的美丽倩影，作为真正的诗人，他的心底单纯得象晶莹剔透的水晶。年间的一天夜里，徐志摩在著名的“电报事件”后，感情上又一次经历了大起大落，曾写了首《拿回吧，劳驾，先生》，诗中说：

叫她明白我不曾改变，

咳何止，这炉火更旺似从前！

在康桥分别后数年中，徐志摩的内心仍然被林徽因占据着。徐志摩是个至情至性的人，他无法排遣内心的痛苦，一个个寂寥的夜晚，并不常醉的他却喝得伶仃大醉，以此来麻醉多情而善感的心灵。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夕何夕，昔日恋人已是相隔重洋，这是何等摧人肺腑的悲剧啊！

或许是冥冥之间的心灵感应，事情的转机在年3月的一天不紧不慢地发生了。

在美国费城同胡适的促膝长谈，使林徽因了解了过去的某些真相。这次长谈，使她对徐志摩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用她自己的话说，由“从前不明白”到“现在清楚了许多”，直到“真真透彻的明白了”。林徽因在信中，真切地“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这时的林徽因已经成熟了，她明白自己少女时的懵懂给诗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她渐渐理解了诗人当年永不言败的精神追求。

应该说，这时期的林徽因真正实现了“从青年的idealisticphase走到了成年的realisticphase”（林徽因致胡适信件）的转变。这个颇为重要的转变为她和徐志摩今后的友谊奠定了基础，也多少减轻了些许悲剧的气氛——其实不然，后来的机毁人亡给徐林爱情蒙上更深沉的悲剧色彩，但这已是后话。

在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里，林徽因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徐志摩昔日的书信，陷入了沉思……

历尽万千磨难，徐志摩终究没能把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爱情就像掌中沙，握得越紧却流失得越快。这是命运无情的捉弄，是追求自由和幸福必须偿付的代价，而不是诗人本身的错。作为人类本体精神的救赎者、捍卫者和探访者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确立、灵魂之救度”的独立精神，以及“吾将于茫茫人海之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爱情勇气，令多少薄幸文人为之汗颜。徐志摩不惜牺牲安逸和声誉，绝不是为一己之私，也非一时冲动，他是在替我们这些懦弱、自私、虚伪的人们在受苦！

在历经疲惫、阅尽沧桑之后，林徽因终于顿悟：虽然爱情源于肉体的相吸，但真正的爱情却超越了肉身凡胎，超越了天涯时空。与心灵的相知、相交、相守相比，同床共枕、白头偕老只是次一等的幸福。徐志摩曾经带给她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慰藉，无法用时空和金钱来衡量，也不是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林徽因真正明白，心灵的苦难唯有心灵自己知道。对于心灵的苦难，诗人没有躲避，而且勇敢地去迎受。对于自己来说，没有理由退缩和逃避。

难能可贵的是，林徽因毕竟是一代才女，虽然她没有勇气冲破世俗的重重包围，重新选择徐志摩，但她还是做出了超乎寻常的抉择——无论外界怎么议论，都将珍存同徐志摩的友谊。林徽因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挑战世俗的成见，以此来回应徐志摩真挚的爱情。对一个已婚的女性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经历了人生变故的昔日恋人，真正地变得成熟而睿智了。他们之间的情感终于完成了心灵的提炼和升华，滤去了世俗的情欲，变得更为深沉而厚重。从表面上看俨然是水到渠成，然而这个提炼升华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

他们的这种关系是非常特殊的，按我们今天的话说，或许可以勉强地理解为“婚外恋”。但是，又不尽然。徐林的感情是庄重和严肃的，绝不是街头巷尾所议论的那样肤浅与庸俗。与徐志摩的交往，使林徽因间接承受了不少的压力和误解，但她始终没有退缩过。

年初，徐志摩来北平教书，林徽因也因为肺病辞去东北大学的职务，在徐志摩的建议下回到北平，在西山静养。这一阶段，徐林之间的交往比较频繁，为了避嫌，每次探望养病的林徽因，徐志摩都是约新月社的朋友一起前往。这个时期，林徐之间还保持书信联络，其中大部分属于文艺交流方面，一部分是徐志摩的约稿。

在徐志摩的热情鼓励下，养病间隙的林徽因开始了诗歌创作。《一首桃花》与《笑》等诗歌就是这一时期经徐志摩推荐发表的。文革后，林徽因的家人偶尔发现了徐志摩年7月寄给林徽因的一封信，这份弥足珍贵的书信，成为徐志摩林徽因真挚爱情的又一佐证。信中附赠了一首小诗，就是那首著名的《你去》，是专为林徽因所作。诗的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这封信林徽因没有销毁，是她的一时疏忽，还是有意留存。其中真实的缘由，我们局外人不得而知。

三

对于林徽因来说，这是她一生注定要面对的考题。

难就难在，友谊与爱情的界限有时很难区分，这既需要包容而豁达的胸怀，也需要智慧和技巧，更需要彼此的信任和默契。在爱情和友谊之间，林徽因作为女性，很好地扮演了平衡者的角色，始终保持着明澈而坦荡的心态，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

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生活的不和，自然而然拉近了他和林徽因之间的情感距离，这使林徽因间接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曾一度徘徊在两难的境地中。徐志摩罹难后，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就直言当时矛盾的心情：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

林徽因信中提到的“另一个爱我的人”，就是徐志摩。林徽因还说：“但是如果他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她认为和徐志摩的结合“事实上太不可能。”这也是她对社会上一些传闻的直接回应。尽管如此，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密切交往，还是给梁思成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以致于70年后梁思成之子梁从诫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年5月，梁从诫在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直言：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会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太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

可以试想，男女之间要维持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柏拉图式爱情，没有高尚的人格作保证，两个年轻的旧日恋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好在梁思成是个谦谦君子，他能理解林徽因难于言说的隐衷，也深知徐志摩的坦荡为人。于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徐志摩与林徽因、梁思成夫妻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

年11月19日徐志摩遭遇空难后，梁思成、金岳霖等人第一时间赶到党家庄处理善后，梁特意从坠机现场拣回了一块飞机残骸，林徽因把它挂在卧室的墙壁上直到病逝，寄托对徐的哀思。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何为悲剧？鲁迅说，所谓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诗人的感情是复杂而脆弱的，而徐志摩既是极其不幸却又是幸运的，他的诗人生涯因邂逅林徽因而开始，而诗人生命的终结，却是在赶赴北平听林徽因的建筑学讲座的途中匆匆结束的。这无疑是一桩极富悲剧意味的事件。我们今天可以知道的是：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之生活拮据，无奈之下徐志摩只得搭乘中华航空的免费邮件飞机。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是上天冥冥中做出的安排吗？

如果不是，那么谁来为诗人罹难承担罪责呢？显然，林徽因本人不应该、也无力承担起所有外界的指责。是变幻无常的命运让她在异国邂逅了诗人，还是变幻无常的命运又无情地把他从身边夺走了。林徽因有什么罪过？她仅仅是个无辜的弱女子，徐志摩罹难后几夜未合眼的她在在追悼会上几乎昏厥过去，她滚烫的热泪就足以让诗人瞑目了。对徐志摩来说，生前已经独自承受了无数痛苦，突如其来的死亡也许是上天对他的赦免。

徐志摩和林徽因一道把最珍贵的爱情记忆留给了世人，徐志摩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林徽因也成为新月派女诗人的杰出代表。年12月，为了纪念和林徽因相识十周年，徐志摩在沪宁线的往返奔波途中，创作了三千多字的长诗《爱的灵感》。诗中假借一个痴情女子临终的独白，充分展现了诗人丰富而独特的精神世界，素雅而高洁的爱情境界，隐晦表达了诗人十年来对林徽因不离不弃、不悔不怨的坚贞爱情。爱情激发了诗人创作的灵感，指引了诗人生命的航向，救赎了诗人孤独的灵魂，让诗人心有所依，魂有所皈。诗中这样说：

我不说/也不能说/因为我心里/有一个不可能的爱/所以发放满怀的热/到另一个方向/也许/我即使不知爱/也能同样做/谁知道/但我总得感谢你/因为从你/我获得生命的意识/和在我内心光亮的点上/又从意识的沉潜/引渡到/一种灵界的莹澈/又从此产生智慧的微芒/致无穷尽的/精神的勇。

而徐志摩的灵魂在来生，也确实找到了皈依。年2月6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

“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

可见，徐志摩已经变成一种激励或鞭策融入林徽因的生命中，深刻影响了她今后的文学创作与人生态度。

在徐志摩遇难一周年之际，林徽因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文，同时澄清了外界种种的猜测与传闻。年11月19日，这一天正是志摩遇难三周年的祭日，林徽因和丈夫乘坐列车路过硖石站时，她独自望着月明星稀的夜空，隐约闪现的隔山灯火，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短诗《别丢掉》，怀念逝去的徐志摩。一年后，她这样回忆当晚的情景：

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

林徽因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还写道：“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徐志摩深厚的情谊和无限的追怀。她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这是什么人生？什么风涛？什么道路？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文：罗建颖

来源：同窗在线ID:tongchuangzai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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