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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期《家乡书》

作者简介：

邹迎曦，年生，大丰草庙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农艺师。现任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盐博物院专家顾问，省级海盐“非遗传承人。著有《古淮盐20说》、《盐垦研究》、《盐垦概览》、《家乡的盐垦》、《盐垦古韵》、《本场人历史与文化》、《心灵感应》等书。执行主编《大丰市志》、《大丰盐政志》、《大丰市经济综合管理志》等多部志书。

邹迎柯，年生，高中文化，农艺师，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历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副书记，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农业公司经理等职。著有《苦蒿》、《麋鹿故乡的往事》等书籍。

一百年前的草庙是竹港下游的一块滩涂湿地，时为丁溪盐场属地，草庙的前身是有名气的草渣灶，“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就是当时的煎盐场面。年6月19日，我的父亲邹正帮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祖父邹春善，祖母袁桂英，婚后连生5胎都因家贫孩子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我父亲是祖母生的第6胎，父亲的脐带是祖母用嘴咬断的，人称“咬脐郎”，意为“惯宝儿”。再说，祖父兄弟4个（有两个因家贫终生未婚）只生我父亲一个“独苗子”，可谓是邹家的一块“心头肉”。但因家境贫寒，父亲仅读过两年私塾，就缀学在家。据说，父亲从小就聪明，什么事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在农村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明事理、懂规矩、成熟早、会办事，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跟随家住潘?的亲戚李广银贩鸡子，跑南通去上海，卖掉鸡子，买些布匹，来回做些小本生意。从此，父亲在生意场上受到薰陶，学到了经商的诀窍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不久就成了生意场上的行家里手。

年，因海势东迁，丁溪场的盐包场（盐垣）从沈灶下迁至草庙，这给草庙带来了商机。因此，沈灶、小海等地的商人纷至沓来，开设各类门市，经营生产、生活用品，方便盐民。我父亲抓住这个商机，于年春，也在盐包场砌了4间草屋作为门市，先开豆腐店、修理自行车；后来开布店、茶食店，生意做得很红火。

年3月17日，父亲经朱卜璜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他做过地下交通员、地下采购员和地下监视员，后来为了革命的需要，公开参加民兵组织，历任保田大队长、游击队排长、游击连副连长等职。多次带领民兵出阵参战，参加过洋岸、谦和仓阻击战和沈灶、新丰、海安、角斜、李堡、盐南等战斗。

年初，父亲的游击队跟随新四军的31旅，在海安、李堡、角斜一带打游击时，父亲接到护送首长到射阳耦耕堂的紧急任务，带领4名战士，从海边绕小道，3天两夜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因过度劳累，回队时父亲突然发高烧，医院治疗，当时就诊断为伤寒病，但因缺氯霉素，高烧持续不退，仅3天时间，父亲于年3月21日（农历2月29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年仅31岁。

年父亲诞辰年举行纪念活动时全家拍的留影

父亲离世时，我们尚在童年，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父亲的为人处事。后来我们渐渐长大，听父亲的同辈人讲父亲鲜亮的传奇故事，越听越有滋味。二弟迎柯一直在家乡草庙工作，几十年来，他接触过很多父亲的同辈人，有父亲的上级、下级、战友和同事，也有平民百姓，他们大多数是父亲故事中的当事人和目击者，他们有声有色地讲述了父亲的一些革命故事。迎柯做了详细的记录，并先后走访朱卜璜、王德彩、王凤歧、王忠效、方玉坤、沈明宝、王德银等38位高龄老人和离休干部。他们讲述的零碎往事，准确地反映了一段真实的革命历史。今年是父亲逝世72周年，他的革命生涯只有短暂的几年，但他鲜亮的故事十分感人。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一是缅怀父亲，短暂的一生，鲜亮的经历。二是启迪后人，弘扬历史，不忘初心。

1

新四军来了，穷人翻了身，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新四军东进到了草庙地区，部队派出民运工作队到地方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当时，到竹港乡的民运队队长高景芝和队员杨航、苏广益3人，就住在我们家。他们和我父亲朝夕相处，情投意合，民运队同志的言行举止，对父亲影响和启发很大。父亲当时已经23岁，又有六七年做小生意的经历，对当时国家的局势看得比较清楚，加之又有民运工作队同志的引导，所以，父亲很快就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活动了。年初，民运队交待父亲一个特殊任务，要他负责监视伪乡长奚坤元。我家和奚坤元家是一前一后的邻居，加之奚坤元在大桥镇上开日杂商店，都是父亲帮他去东台进货，关系算是比较好。当时，新四军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利用国民党的乡长负责地方行政，当然对抗日有利。但是，国民党也用他，日本鬼子也用他，当时的伪乡长成了“三开人物”很吃香。父亲的任务是把伪乡长所接触的人，所做的事，特别是与国民党、日本鬼子的活动情况详细记载，及时汇报。父亲按照上级的要求，密切注视奚坤元一举一动，并及时报告。父亲的工作得到了民运队和地方领导的认可。

年12月31日，台北分县委、行署与两淮盐务管理局机关人员，以及保护江淮印钞厂的新四军一师一旅二团三营部队，在谦和仓开会。由新四军财经部副部长李人俊传达苏中会议精神。日伪得知情报，随晚从东台、潘?、西团、大中集据点出发，偷袭谦和仓。父亲当时是基干民兵，在会场周围站岗放哨，发现了敌情就开枪报了警，参加会议的一师一旅二团三营部队、台北警卫连、小海区游击连等阻击来犯之敌。海防队的赵正桐、邹永安等人带路，把与会的领导同志从两股敌人之间向“青竹山”（今草庙圩东村东侧）转移。由于当天晚上天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几路敌人相互乱开枪，打了一夜，而我们的部队和游击连，在敌人互相交火中安全转移了。敌军互相放枪一直打到天亮，才知道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算是父亲参加的第一次战斗，长了知识，经受了锻炼。

年因水灾影响，两台地区欠收，所以年闹春荒。加上日本鬼子到处设据点，封锁新四军的根据地，沿海灶民生产的盐，垣商说日本人封锁，盐出不去，借口停收。盐卖不出去，灶民无钱买粮。再说日伪封锁，粮食的进口渠道被卡断，部队和灶民口粮十分困难。年2月，两淮盐务局何堰总场场长赵雁和新四军一师二旅民运队队长高景芝在丁溪场进行民情调查：丁溪场（当时灶户80%在草庙境内）共户灶民，其中有81户家中没有一粒粮食，全部以盐蒿种子当口粮，生活十分艰难。这个调查立即向苏中党委作了汇报，苏中党委书记粟裕听后非常重视，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调粮的办法。决定派财经部副部长李人俊到二分区开会研究解决方案。二分区立即召开县长会议，由李人俊传达苏中党委指示。会上研究决定由章蕴书记亲自负责指挥调粮行动，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由二分区税务科长王天瑞，台北县县长蔡公正、小海区游击连连长张建忠，兴化县县长李华楷、科长张赛龙、兴化六区区长陈远达组成。章蕴书记明确交待，要求兴化县组织力量，在10—15日内完成一万担粮的征集任务，并组织80—条民船，把粮食都装在船上，集中在串场河西侧，听通知过界牌头日伪据点。章书记亲自将押运任务交给兴化六区区长陈远达。陈区长接受任务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交待东窑乡乡长朱配民，要他负责护送粮船过封锁线。二、组织区队、民兵和群众包围敌据点。年3月5日清晨，从四面八方来了上千群众包围了敌据点，一方面派人进据点谈判，反对封锁河道和道路，影响百姓生产生活。另一方面粮船突击过关卡，组织民工将粮船从串场河迅速开进王港河，最后有几条大船搁浅过不去，只好组织用人工担挑、肩扛驳船过港的办法，终于将63条粮船顺利通过了界牌头敌据点。就在粮船过界牌头的时候，西团的日伪军谢汉臣部派出一个营封锁小海，忘图窃我粮船。苏中行署主任管文尉得知情报后，立即命令一师一旅二团三营，台北警卫营，以及小海游击连和海防队的民兵，于3月7日晚上9点从草庙出发攻打小海，我方部队深夜从四面包抄，突然袭击伪军，伪军遭到重创，两小时战斗结束，活捉伪区长单奎然等十几名敌伪人员，打死伪军14人。在战斗中，我军三营二连一排排长王中相、一班长肖龙宝和战士朱玉兵光荣牺牲，杨汝康等5人负伤。小海夺粮战斗，取得圆满胜利，并解放了小海，打通了从兴化运粮到沿海的通道。这是父亲参加的第二次战斗，更是大长见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证明父亲的工作非常出色。所以，在年3月17日，由时任竹港乡党支部书记的朱卜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这是年3月攻打小海伪军的的场面

父亲入党后，担任地下交通员，工作格外积极。当时日本鬼子到处设据点，封锁新四军的根据地，粮食、生活用品都十分困难，因此，新四军组织地方上会做生意的散商到敌占区去搞贸易。父亲的任务是负责大桥至东台对开的9条邦船，利用公开为奚坤元商店进货的身份，天天去东台进“货”。当时，台北分县委、行署住在草庙五总的谦和仓，为了准确掌握敌情，派出王德银等3名同志潜入东台城，伪装成做小生意或者做零工的，王德银伪装成清洁工，天天到日本鬼子营房内去挑大粪，收集鬼子的情报。我父亲借进货的机会，与王德银接头获取情报，并在当天把情报交给下线，迅速转交台北行署，多次受到表扬。

这一时期，父亲以做小生意为名，做了大量的地下工作，他所做的事不能公开，更不能对别人说，只能偷偷地向组织回报，还是单线联系。外界只晓得他做生意在赚钱，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干革命工作。

2

贩皮棉去南通，被敌关卡扣押，父亲做人质关进大牢

在苏中抗日初期，日伪军连续侵占了东台、草堰、白驹、刘庄、大中集、裕华、潘?、小海、西团等地，所到之处筑碉堡、挖战壕，企图长期霸占，实行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不但对新四军的给养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且使两台灶区盐民生产的食盐卖不出去，粮食买不进来，势必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苏中党委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安定，全力支持抗日战争，反对日伪的掠夺和封锁，促进商品流通，保证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因此，尽可能利用敌占区的关系，与进步人士一道，对敌人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展开经济斗争。苏中党委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生产，搞好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要组织一批同志到敌占区去，打破日伪的封锁搞贸易运输。就这样一场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在苏中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二分区在草庙的洋岸成立了“苏中江海贸易公司”，负责内外贸易的发动、组织工作。

当年父亲运皮棉去南通的形景

年冬季，父亲接受“苏中江海贸易公司”的委托，将一批皮棉运送到南通的“协记公行”出售。于是，父亲立即组织运输队，用16辆独轮车，配32个人，每辆车上装两件皮花（约计斤），一人推一人拉。他们从草庙出发，披星戴月，日夜兼程，沿着沿海马路（即黄海公路），经三仓、唐洋、掘港、平潮，再直去南通。

“协记公行”对外公开是日本人开的，但事实上是新四军开的。年春季，日军从苏南把小林信男（日本裕仁天皇的兄弟）调到苏中任清乡最高指挥官，同时把在苏南清乡的菊池联队调到启海接替南浦旅团石原大队的防务，又增调5个清乡大队，3个伪警察大队，以及大批的特工人员。还将伪32师及南通自卫总队，混合改编成6个保安大队，在南通成立了“苏北清乡主任公署”，张北生任主任。同时成立“特工站”、“党务办事处”、“政治工作团”一系列清乡机构和组织。苏中军民面临着一场空前残酷的生死博斗。这时苏中党委正确分折形势，从长计议，采取有效措施，派出东南警卫团诈降日冦。东南警卫团团长汤景延，政委顾复生，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们听党指挥，服从组织安排。团长汤景延利用与张北生的亲戚关系，4月13日，秘密与南通特工站站长姜颂平、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联系；4月15日，公开宣布投降日伪。张北生给汤团一个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的番号，驻防南通。5月上旬，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将汤团改为苏北清乡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队。汤团打入后，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进行着特殊的战斗，他们控制着沿江的各个港口码头。在南通开设了“协记公行”，利用贸易渠道，保持与上海的交通联系，帮助内地购买、运输军用物资，掩护新四军的党政干部往返，收集日伪重要情报，秘密处决日伪特务等。

父亲带着运输队临行时，苏中贸易公司负责人张渭清，写了一封给“协记公行”韩玉小姐的信交给我父亲，并且叮嘱说：“如果路上遇到日本人，就说皮棉是帮助皇军收的。你们送到‘协记公行’，就把我的信交给韩玉，她会做安排的。”按照苏中贸易公司的安排，运输队出发了，路上走了两天多，到了南通的平潮，被日本人的据点扣押了。父亲向日本兵解释说：这批皮棉是帮日军收的，是送“协记公行”的。日本人不信，非得缷车扣货。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对日本人说：你们不信，我是老板，千万不能耽误向“协记公行”的交货时间，你们可以把我当人质关在这里，让货及时送往“协记公行”，如果是假的，你们就枪毙我；如果证实货是替皇军收的，你们再放我走。日本人同意了父亲的意见，把他留下做为人质，运输车队放行了。父亲把那封信交给邹存帮，托他当面交给韩玉小姐。车队走了，父亲被关进了大牢。运输队到了南通“协记公行”，找到了韩小姐，向她说明了我父亲被日军据点当人质关在平潮。韩小姐听后就派人到平潮交涉，关了一天的父亲被解救出狱，接到了南通“协记公行”。他们在韩小姐的安排下，一方面迅速卖掉了皮棉，结清了账目；另一方面，组织人员跑市场，购买各种紧缺物资，经过一周的活动，购买了纱布、布匹、药材和日用百货等，又装满了16车，真是满车而出，满载而归，做到了来回不脱空。

3

到敌区泰州销盐，遇上地痞流氓，父亲险遭活埋

抗日战争期间，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就在两台（东台、台北即大丰）东部的沿海地区。日本鬼子在潘?、草堰、西团、大中集、裕华设据点。苏中党委机关、医院、工厂，台北县级机关、部队以及当地民众的口粮和生产生活用品都被卡断了，粮食进不来，食盐出不去，形势十分严峻。为此，苏中党委决定发动群众组织生产自救。利用社会上做小生意的散商，打破敌人的封锁，到敌占区去跑单邦，搞物资贸易。二分区当时在草庙的洋岸办了一个“江海贸易公司”，年，10月29日，被日伪扫荡时烧毁，后来的贸易活动，就是采用这种办法进行的。年底，台北县政府在小海办了“群利贸易公司”，主要经营布匹、粮食、棉花、医药、“五洋”杂货等商品。这个公司表面上只有5个人，负责人是梅雪村。骨子里头，他们搞枪支弹药、生产地雷、炮弹用的硫酸等。公司的进货渠道主要是靠海上运输，经营方式主要是组织散商单打独斗。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草庙把散商周德旺、吕登余、丁保根、潘友才、袁德存、丁如存、姚永高、丁美春等人组织起来，成立商抗会，在草庙分别开了粮行、花行、草行、盐店、杂货店、布庄、茶食店、饭店等，父亲被推为第一任商抗会会长。当时商抗会成员各显神通，分别到敌占区进货、卖货。卖当地生产的食盐，买需要的粮油布匹等紧缺物资，一度时期搞得热火朝天，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

日本鬼子封锁，盐民生产的食盐根本卖不出去，垣商也因此停止收盐，灶民们生产的盐卖不出，没钱买粮食，生活难以维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怎么办？只有自己解放自己，组织起来反对封锁，深入敌区搞贸易。

这是父亲当年用运盐的船队

食盐销售历来都是国家专卖，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淮南通、泰盐区处于战争环境，多数时间、多数地方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其时盐商向盐民收购盐斤，只须盐民向督煎员报告，由督煎员实地检查过秤，然后开税票放行。盐商凭税票可在苏中地区自由运销。盐在满足根据地人民需要的同时，民主政府鼓励商人往敌占区销售，税款既可用现金，也可用实物代替。于是，一大批革命和战争所必须的货币和物资，通过盐斤运销流入解放区。

年，中共领导的淮南盐务管理局，明文宣布取消垣商特权，由盐民投盐集股成立“盐民食盐运销合作社”。盐民所产之盐，全部按政府规定价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按章纳税后，不仅在本地自由运销，而且可以运往敌占区销售或者换物、换粮。当时的情况是民主政府有规定，广大盐民有要求，关键是要人去组织，去实践。于是，我父亲挺身而出，积极动员和组织盐民，于年3月成立了“草庙盐民运销合作社”，父亲被推选当了社长。“合作社”的首要任务是要把盐销到敌占区去，换回粮食等紧缺物资。为此，父亲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找关系，万一遇到麻烦，能打通关节，化险为夷。父亲找到大桥船民左锡宽，他是一个有背景的人。左锡宽祖籍北方人，当过旧盐警，在敌占区的盐务机关内有不少熟人，他有个同乡好友叫邱连生，是当时的盐警队长，负责东台、兴化段面的检查。设卡在东台北面通往兴化的河道上。一天，父亲在左锡宽的引进下，秘密找到邱队长，由于左锡宽的面子，仅送了一百块大洋，就打通了关节，同意让路放行。盐船可以直通兴化、高邮、宝应和泰州地区。

年秋天，父亲一下带了“合作社”的9条盐船，装了四五百担食盐，去泰州地区销售。每条船上都配有一个押运的人（他们是方玉坤、姚永高、邹存帮、袁德存、丁如存、肖保岳、杨保明、周春桂和父亲）。盐船通过串场河上的关卡时，找的那个邱队长说话是算数的，他没有失信。所以盐船深夜过关卡是一路畅通，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可是，第二天盐船行到泰州东边的沈高庄时，河边上突然出现了一帮人，手拿棍棒，嘴里喊着“靠岸检查”。于是，父亲叫盐船靠岸。话刚说完，盐船还未全部靠岸，那帮人就跳到船上来了，他们手舞棍棒，如狼似虎的吃人样子，一看就知道来头不正。父亲上前打招呼，还没说几句话，就被一个人打了两个耳光，还把父亲反绑在河边一棵大树下。他们说：“你们不要命，敢贩卖私盐，我们是抓私盐的，盐要没收，人要杀头。”他们将押船的9个人都反绑起来，我父亲对他们说：“盐是我贩的，我是老板，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他们是我雇的员工，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不管父亲怎么解释，都是无济于事，他们还是将所有人都绑了。当时天色已晚，我们9个人都被用绳子反绑并串连在一起，押上一条空船向西北方向开去。他们扬言是要把我父亲等9人，送到泰州盐务机关去吃官司，但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很难猜测。但从那帮人鬼鬼祟祟的样子，父亲他们已经看出了不祥之兆，很有可能是大难临头了。父亲和杨保明靠坐在一起，杨保明对我父亲附耳，叫用嘴咬断绑他的绳子，他好逃出去找关系来救人。父亲明白他的意思，但没法下手。那天老天作埂，万里无云月亮特别明亮，船上又有四个押船的打手，如果有点动静都会被押船的发现，所以计划很难实施。但是到了半夜，天空突然起了一片黑云遮住了月光，父亲剩机用牙齿咬断了绑杨保明的绳子，可是他仍然无法脱身。他们心急如焚，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时间在心中奔驰，就像野马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那样的狂奔，找不到一点目标。眼看时间已到三更，本来万里无云的天空，忽然弥漫着大雾，粘粘渍渍越来越密，将月光全都隐盖了，整个船都笼罩在迷雾之中。杨保明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用手击了下我父亲，轻轻从船邦下了水。杨保明水性很大，他一连过了十几条河，在天亮前就到了泰州的花家阁他要找的徐厚余家。徐厚余是草庙保太和公司的经理，是丁溪场有名气的盐商，开明的士绅。他为人厚道，肯帮人忙。因为日本人封锁，盐商不愿意冒风险运盐经销，所以就停在家里休息。杨保明原是太和公司的长工，经常来徐经理家中，不仅很熟而且还有些交情。杨保明把盐船被扣、人被绑架的事情，如实向徐经理说了一遍，恳求徐经理出面帮忙解救人质、夺回盐船。徐经理听后叹了口气说：“现在国难当头，贪官麋集，黑社会势力猖獗，真叫老百姓无法活下去了。”徐经理接着说：“这个忙我帮定了，行盐执照我有。可是通关节是需要用钱的，空口说白话肯定不行。”杨保明立即表示：只要能救我们9个人的命，我们社长说不管用多少钱他能做主。徐经理说：“现在救人是第一位，其他事情都好办。”他一边说一边叫家人付了块银元交给杨保明拿着待用，自己坐上黄包车直去盐务机关交涉。徐经理找到了盐务管理所的甄所长，巧妙地将块大洋送上，他向甄所长说，这9船盐都是我保太和公司的，因执照放在我这里，盐船行到沈高镇附近，遭到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拦击，企图私下侵吞我公司的食盐，还把押盐人绑去活埋，幸亏杨保明逃出报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甄所长因私下拿了好处，说话十分在理，他说：“日本人封锁运道，食盐运不进来，市场上没有盐卖，现在盐已经弄到泰州，这是件大好事。”所以，他亲自去处理这件事。他立即带了3名干部和杨保明一起来到沈高庄要人起盐。再说，夜里杨保明逃跑之后，不久大雾又消了，押船人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个人，知道大事不好，如果执意将这些活埋，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们立即掉转船头，仍然回到了沈高庄，把人关在一个空屋里等候发落。下午甄所长他们到了沈高庄，首先抓了那4名为首者，经过初审得知，他们一邦人是当地黑社会的地疲，专门从事黑吃黑的活动，这次数量大、人员多，必须杀人灭口，准备把他们弄到秋月湖去活埋。后来发现少了一个人，怕事情败露，就又装回来了。由于案情重大，决定带回泰州交公安部门处理。甄所长找到了其他被绑的8个人，替他们松了绑，安排吃了饭，而后叫他们各自回到盐船上，把盐船开到泰州去销售。还给9条盐船发了9张通行证。并说以后再来，你们就用徐经理的执照，盐警不会为难你们，地疲流氓更不敢碰你们。

在泰州卖完盐后，就购买了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在准备返回之前，受害的9个人一起到徐经理家中去感恩，同时送还徐经理添付的块银元。我父亲对徐经理说：“一、你救了我们9个人的命，夺回了我们老百姓的盐，我代表大家感谢你。二、我们几百担盐销售用的是你们的执照，应该给你分成，我能做这个主。”徐经理说：“你们得救是天意，因为你们是为盐民大众办事的，好人有好报。至于用我的执照，谈分成就不必了，现在日本人横行霸道，到处设据点，盐民生产的盐卖不出去，日子很不好过，分成的事就不要提了。”徐厚余的宽厚待人，表现了开明士绅的风度和气质，我父亲他们十分感动。于是，告辞了徐经理就立即返航回家了。

父亲等9个人去泰州地区销盐，真是死里逃生，要不是杨保明深夜出逃，找徐厚余帮忙，就都被活埋了。但是，虽然征途风险大，闯出了一条销盐之路，为草庙盐民解决了燃眉之急。父亲回来把保太和公司徐厚余经理所作的贡献，向何堰总场场长陈诚忠等人做了回报。陈场长当场说：“徐厚余是个爱国的开明士绅。”父亲他们到敌占区销盐搞物资贸易，成绩斐然，同时受到苏中贸易公司、何堰总场和地方政府的肯定与表扬。但后来这件事，我父亲受到了牵连。在6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惩办恶霸地主时，有人要惩办徐厚余。当时我父亲是保田大队长，他和几个同去泰州销盐的共产党员联名做证，说明徐厚余不是恶霸地主，而是开明士绅，徐厚余救过他们9条人命，帮助盐民合作社在敌占区销过数百担食盐，并购回大量粮食及生活用品，在当时是解决了很大问题的。结果徐厚余是没有被斗，但组织上说他们几个是“右倾”，给我父亲和杨保明、邹存帮3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4

去敌区购军需，被人陷害，父亲被冤为“毒犯”

4年春季，整个国际反法西斯的形势有所好转，苏联红军把德国侵略者驱逐出苏联国境，希特勒的彻底崩溃已成定局。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要想挽救入侵东南亚的孤军，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把老兵调走，补充了一批新兵，实际上是很空虚的。但是他们仍然对我四区进行“高度清乡”，推行政治怀柔政策，同时阴谋对三分区进行“扩大清乡”，对二分区实施“强化屯垦”。苏中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乘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对苏中根据地进行特务破坏和军事侵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中党政军民，决心团结奋战，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更坚强地保卫革命成果，保卫根据地。从组织上、军事上、思想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伺机开展对敌攻势，沉重打击敌人。4年1月10日，二分区司令员梅嘉生指挥独立营、东台、台北两个独立团，围攻新丰镇的谷振之油坊，一师一团和兴化独立团打援。这一仗，战俘伪大队长刘永安以下人，毙伤80余人，缴获的武器弹药甚多。接着台北独立团单独袭击了从大中集来晋丰抢掠的日伪军，击毙多人，活捉裕华镇伪镇长王维甫等19人。几个战斗下来，根据地军民打出了威风，敌人却是闻风丧胆，缩在据点不敢轻易出来。

为了开展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壮大力量，扩大战果，巩固革命根据地。4年初，驻在草庙地区的粟裕师长找苏中贸易公司负责人张渭清谈话，要他组织一些会做生意、又熟悉上海情况的同志，去那里搞一批军用物资。主要是买根无缝钢管设法运回来，兵工厂等着造大炮用。情况紧急，必须立即行动。张渭清对粟师长说，去的人选可以找到，但是，我们的钱上海不用，拿什么去买呢？粟师长毫不犹豫地说，带金条和银元去买，不惜一切代价把钢管搞到手，安全运回来。张渭清接受任务后，立即找到我父亲，请他再渡出山搞军需，并承诺亲自带他一起去上海。我父亲对张渭清说，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了，即使在上海买到钢管，没有门路，没有靠山，又怎么出得了上海呢？这个问题必须要做好各种打通关节和应对的准备。这时，父亲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他叫吴道生，是斗龙港上稍有名气的海匪头目，他是上海青红邦的门徒，在上海有后台、有靠山。吴道生和孙二付又是朋友（孙二付原是弶港的海匪头目，当时已经投靠了新四军，编入海防团，当上了海防二团的团长）。于是，张渭清立即通过孙二付请来了吴道生。吴道生当时是个争取对象，讲清道理后，他还是支持抗日救国的。他同意帮这个忙，立即开了一艘海船和张渭清等人去上海。吴道生有个把兄弟叫王朝阳，是上海青红邦的小头目，可是他的门路很广，人际关系很熟，基本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王朝阳家住上海中山北路和宝兴路的交叉口，紧靠上海市的火葬场，家中开商店卖日用杂货。张渭清和父亲等几个人在上海，通过关系很快就买到了根无缝钢管。俏俏地把钢管运到王朝阳家中隐藏起来。再请王朝阳去打通吴淞口日本人的检查站，王朝阳熟悉日本检查站的军曹，便给他行了贿，他答应帮忙。中山路到吴淞口的路程不是很远，于是，乘晚上天黑把钢管运到了船上，次日早上准时开船起航，当船要出吴淞口时，国民党的检查人员又要上船开舱检查。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王朝阳把日本军曹请来了。军曹说：这是皇军的货船，不要你们检查，给我滚开！国民党的几个家伙连声说，是！是！是。就走开了……于是，一艘海船扬帆起航，乘风破浪直插黄海，海上顺风顺水，一天半夜就到了弶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父亲受到粟师长当面表扬。

事隔不久，苏中贸易公司又组织了两船大米，一船小麦和一船皮花，要运往胶东销售，回来时尽量购些生活用品和军需物资。张渭清未加思索就想到了我的父亲。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去了。父亲立即找到丁付春、周德旺、余镇江、奚晓岚，连父亲自己共5人，从海上押船运粮食和皮花去山东胶东半岛，由海防团护航。在海上运输风险很大，一怕海上的狂风巨浪；二怕日本气艇偷袭。可是，这次跑山东很成功，既没有遇到日本鬼子，也没有碰到海啸狂风。将皮棉卸在青岛，大米卸在海阳。顺利完成了海运任务后，父亲他们在青岛购买了一批花生油和军用牙粉以及一些日用品等，安全返回到了斗龙港海口。

这是当时苏中海防队使用的木船，父亲就是用这样的船运货去胶东

当父亲他们完成任务，带着物资回家后，地方上的一些势利小人看到眼红。他们不知底细，妒忌邹正帮又发大财了。明明父亲购买的是牙粉，那些人便说父亲买的是白面（鸦片），他们买通盐垦公司实业保安队的人，到我家中检查，翻箱倒柜什么都未查到，结果装腔作势拿走几包牙粉，说是查到了毒品，就把我父亲抓走关在董家仓，幸好还没有动刑。第二天，我祖母找伪乡长奚坤元去救人，仅花了两担粮的代价就放了人，根本没有涉及贩毒二字。可见，他们不过是在敲竹杠而已。

此事后来被苏中江海贸易公司张渭清知道了，他亲自找实业保安队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主要人员给予了教育和处分。对父亲购回的牙粉和花生油等物资，贸易公司全部收购，分发给部队使用。对于这种帮部队购买军需物资的行为，给予了表彰和奖励。

苏中反经济封锁取得了辉煌成就。由于苏中党委的正确领导，组织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军民团结如一人，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繁荣、昌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开展的反对经济封锁的斗争密切相关。没有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就不可能有如此鲜亮的大好形势。正如抗日救国领袖、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新闻记者邹韬奋，在苏中根据地视察时，亲眼看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兴旺景象，他由衷的赞许。事后他对国际友人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我们憧憬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

5

反扫荡斗争，军民联手，父亲跟随大军打游击

4年春天，草庙成立了供销合作社，盐民烧的盐统一由供销社经营，盐民运销合作社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父亲就去搞民兵工作，参加反扫荡斗争。

苏中党委于4年1月3日—15日，组织主力部队、各县独立团、区游击连、乡游击队（基干民兵），同时向敌人发起攻势。结合部队的精兵简政，在部队里抽调一些骨干到地方组织游击队。把保卫江淮印钞厂的1师1旅2团3营划归台北独立团，叶克守任副团长，张玉辉任政治部主任，台北县委书记杨天华兼任政委。台北县全面开展整顿民兵工作，各区都扩充游击连，各乡也将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基干民兵配有枪支弹药，能独立行动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川港区游击连长是陈平，他组建了人的游击队伍。各乡都组建了30—40人的游击小分队，统一归区游击连指挥。为适应反扫荡形势的需要，县独立团也抽调骨干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分派到竹港乡的是独立团二营教导员张建中。他原先是小海区游击连连长，父亲早就熟悉他。父亲的游击小分队在张建中的指导下，活动非常活跃。白天改造地形：把大路挖断，直路改弯路，河中打暗坝，千方百计地破坏敌人的交通，阻止敌人出来扫荡。晚上站岗放哨，组织短枪队除奸组。我父亲知道地主、伪乡长奚坤元家中藏有枪支弹药，就做奚坤元的工作向他借枪。父亲说清理由后，奚坤元还算聪明，一口答应将私藏的12支步枪和0多发子弹，全部交游击小分队使用。在当时的情况下，私藏武器是要受到惩罚的。但奚坤元算是主动把枪支弹药交公，所以就免予追究和处分了。这时，父亲的游击小分队由30人增加到了40多人。

5月13日，日军石原大队和伪军0多人，从东台出发，兵分两路大扫荡。一路奔袭三仓一带，一路直奔潘?、大桥、草庙。25日，日伪军1多人，从潘?出发，扫荡大桥、草庙、万盈、小海地区。这一时期，日伪军5天小扫荡，15天大扫荡，根据地军民整天在与敌人周旋，最紧张的时候，苏中党委机关都迁到海边的方玉坤和茅树友家中，伤病员、干部家属、学生、以及报社、印刷厂人员都上了海船。8月20日，日伪积集10人向东台、台北海边扫荡，一直奔袭到弶港、蹲门口、川东闸、竹港闸，拉网式扫荡扑空后，又向三仓合围，9月4日，日伪才停止扫荡。这次日伪大扫荡又历时半个月，敌人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其不有。据初步统计，全县被杀33人，绑架35人，妇女被奸人，烧毁民房间，通商及通遂盐垦公司被抢财物折价50多万元，另外还抢走皮棉多柦。10月29日，日军三坂旅团以及伪军千余人，从东台奔袭枯树洋飞机场（正在建造中），沿途对沈灶、小海、大桥、潘?、草庙、万盈等地，大势烧杀抢掠。沿途16名同胞被害，沈灶镇被抢劫一空，驻洋岸的苏中贸易公司被烧毁，公司的粮食、棉花等物资，被抢劫一空。

在日伪军扫荡期间，各地的游击队采取分散干扰敌人的策略，将一个小分队分成多个战斗小组，隐藏在草窝里，见敌人来了东边打几枪，敌人向东追，西边再打几枪，敌人又向西追，弄得敌人昏头转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一次，敌人宿营在朱家墩子上，父亲的小分队将鞭炮放在油桶里放，敌人一听是机枪声，不敢睡觉连夜上路逃走了。

4年12月27日根据中央指示，一师师长粟裕率领7团、特务1团、4团以及地方干部多人渡江南下。当时苏中的斗争形势紧张，因此，全面动员扩军。川港区游击连由连长带队50多人全部上升到主力部队。父亲的游击分队40多人，被台北独立团彭寿生团长要去4个短枪队员，编入了独立团的短枪队，另有8人加入了海防团。剩下的30多人全部编入川港区游击连，谢恒信任连长。

5年9月7日，苏中军区调集四分区特务1、2、3团及东 立团等部队，并动员民兵0多人，对大中、新丰、裕华3镇周围作了歼灭伪军谷振之的战斗布署。9月8日，东 立团向谷部据点裕华方向运动，准备歼灭谷部第三大队，大队长叶步发闻讯，急忙率部向大中集逃窜。在大中集东七里半，遭到独立团伏击，伤亡过半。9月11日，苏中军区92团包围了新丰镇，在火力和政治攻势下，新丰镇守敌，谷部第四大队大队长王福山率部投降。当天晚上，苏中军区特务1团、2团和东台、台北独立团、川港区游击连、垦区游击连和部分乡基干民兵，对大集实施包围。四分区司令员张震东、政委卢胜亲临指挥，特务1团、2团分别从南、北、西三面夹击，独立团及游击连从东门攻击。当天在东门外有0多民兵冒着倾盆大雨，一夜工夫在二卯酉河上筑起两条大坝，架起了两座浮桥，保证部队南北通行。父亲的小分队参加打土坝、搭浮桥的工作。9月12日晚，苏中军区炮兵部队向敌前沿阵地炮击，摧毁了部分敌碉堡。13日清晨，前沿部队对守敌发起攻击，主攻北门的特务1团，早就将谷部退路堵死了，谷振之只能孤注一掷，死守孤城。主攻南门的特务2团2营5连突击队，强渡壕河向敌人发起攻击时，不料敌人在壕河里暗布滚钩，加上火力密集，牺牲了不少战士。于是，战士们用几条湿棉被蒙在大方桌上，作为“土坦克”，向正面桥头推进，经过激烈的争夺，南门终于被攻破。守南门的谷部第二大队高炎部被歼灭。特务2团指战员在副团长兼政治部主任殷德林的率领下，首先冲进敌人火力最密集的街道，与敌人展开巷战，殷德林光荣牺牲了。南北门都被攻克了，丧魂落魄的敌人已溃不成军，进攻部队直捣伪旅部，谷振之自知末日来临，然后窜进厕所举枪自杀，结束了他罪恶的性命。

这是解放大中集的情景

这次垦区战役，一连解放了大中集、新丰、裕华3镇，全歼谷振之伪军，击毙多人，生俘伪参谋长吴瑛、大队长叶步发、高炎等及以下官兵多人，缴获机枪43梃，大炮4门，掷弹筒10个，步枪余支，快慢机11支，卜壳枪70支，手抢10支，自动步枪1支，电台3部，电话机数十部，汽车两辆，手弹0多枚，子弹00余发。这次解放大中集战役中，我军牺牲27人，特务2团副团长、政治部主任殷德林光荣牺牲，父亲游击分队也参加了这次战斗，队员肖存方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6

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父亲当上保田大队长

中国长期以来，土地占有不合理的矛盾，一直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60—8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而占人民多数的雇农、贫农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少量的土地。地主阶级依靠占有土地的特权，残酷地剥削农民，他们不劳而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广大农民则是地主和土地的奴隶，他们终年劳动的成果都被地主剥夺，而自己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有的人被生活所迫，卖儿卖女，背景离乡。这就是旧社会农村的真实写照。

年10月，新四军来到东台县第九区的小海地区，率先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二五减租”。日本投降后，解放区又进行了惩奸反霸的斗争。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撕毁了“和平协定”，公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苏中地区积极贯彻中共中央5月4日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把实行的减租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

这是当时土改的形景，农民举行游行活动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封建的基本纲领之一。华中党委6月28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给各级党委的一封信》，针对各地在土改中的偏向，重申这次运动的目的，是使农民都得到土地，强调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人人有田耕，不分男女老少，达到平分的目的，分得越平越好。苏中党委采取边实践，边总结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法。各县区都进行了试点工作。

8月5—24日，台北县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县委派出工作组在竹港乡大沟村试点，依靠当地党组织，分为三步开展土改工作。一、继续进行清算斗争，搞好调查登记工作。针对群众思想上的顾虑，清算不彻底等情况，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宣传发动，提出：“斗争不要地，白白出力气”、“算帐不要田，子孙穷万年”等口号。二、各乡、村根据土地、人口情况，具体确定分田标准和方法。如何合理地分配土地，是核心问题。各地都要召开贫农会议，召开贫农、雇农、中农、富农联席会议，通过解答疑问和热烈争论，明确掌握“力求其平和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平分”的原则。拟定分配方案，张榜公布，民主评议。然后组织以贫农为骨干的土地丈量队，进行土地分配。在方法上，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按人口平分。三、组织生产，整顿组织和总结经验。土改分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批土改积极分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有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民兵、农会、妇联等群众组织也得到了充实和加强。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父亲主动协助工作组的同志积极投入“斗地主分田地”的洪流中。原来父亲是秘密的党员，以做小生意为名，帮助党组织做地下交通员和采购员的工作，现在土地改革了，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翻身做主人了。父亲作为一个党员，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他公开站出来，对原来有“交情”的地主、伪乡长奚坤元扯下了脸皮，揭露了他很多剥削农民的真相，带领群众对他进行了清算斗争，分了他家的土地和财产。父亲的举动得到党组织和广大农民的认可和拥护。因此，为了保卫和巩固土改成果，竹港乡组织了保田大队，父亲当上了保田大队长，整天为保护农民刚分到的土地忙碌奔波，还要动员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让土地尽快获益，使农民得好处。

台北县土改之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际。因此，苏中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在力求快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就难免会出现粗糙的现象。加之这场深刻的士地革命，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感到既复杂又陌生，大多数干部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在掌握党的政策上出现了偏差。因此在6年9月，为了克服土地分配工作在执行阶级路线上或“左”或“右”的偏向，华中党委决定：“土地改革已经分配完毕的，应即从下而上进行复查，组织区、乡、村各级复查委员会，以贫雇农为领导核心，吸收中农代表参加，领导复查工作。复查的项目和内容是：报田实不实（是否瞒报）；拿田公不公（是否地富土地未出足，反拿了中农的田）；分田平不平（贫雇农得田是否够，中农是否得利益，地富土地是否留得太多，土地肥瘦、多少、远近搭配是否公平）；老契交未交（地主的田契一定要交，新契一定要发，是否交割清楚）；债务清未清（所有债务一定要按规定搞清）；青苗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在复查中如发现不实、不公、不平、不交、不清者，立即予以调整，使之公平合理，其中个别情况严重的，全不合符党的政策，群众大多数要求重分的，则应重分。对情况比较好的，只调整不重分，以免妨碍生产。

农民分了土地，做了土地的主人，政府给农民发了田契

在这次“土改”复查工作中，我父亲坚持“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做到两不误。在协助复查组做好土改复查的同时，积极带领保田大队民兵站岗放哨，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早晚加强训练，练射击、练摔手榴弹、练拼剌刀。经过一段训练，保田大队民兵个个都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就在根据地搞土改复查的时候，国民党军集中3个团的兵力，对东台、台北两县沿海地区进行扫荡，他们大肆烧杀抢掠，致人民与水火，犯下不能饶恕的罪行。从而，激发广大农民为了保田保家，积极报名参军参战的激情的激情。6年底，台北县召开会议动员参军，当场就有多名干部报名参军。在这次的参军高潮中，父亲的保田大队就有13人报名参军，其余的几十人，一部分编入区游击连，一部分成立游击小分队，仍由我父亲带领，跟随31旅去海安、李堡、角斜地方参战打游击。他们主要是帮助部队挖战壕和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设施等。

7

带兵参战，得了伤寒病，父亲病死在战役中

抗日战争刚结束，国民党又发动内战。本来经历过8年抗战的人民群众，已经饱尝了战争之苦，需要和平与安定。

6年6月20日，台北县委作出《关于自卫战争动员工作的紧急指示》中指出：自卫战争即将爆发，要求各级党组织克服麻痹思想，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搞好后勤，加强防奸、防特工作；搞好土改扫尾工作；发动群众参加自卫战争。7月25日，川港区游击连出发参战，经三仓去海安，跟管文尉的第七纵队，参加守卫海安的战斗。在如南战斗结束后，一师和六师主力在海安东北角的唐洋、富东休整，把守卫海安的任务交给管文尉的七纵。当时七纵共3个团，计0人左右，加上台北去的几个游击连，总数不会超过0人，所以守卫任务十分艰巨。从7月30日—8月2日，国民党集中65师、旅，49师、21旅，83师63旅，25师旅等6个旅，向海安进犯，国民党军兵力多、弹药足、火力猛，而且还有飞机配合。因此，粟裕司令员命令七纵，在海安外围地区实施运动防御，以延滞杀伤消耗敌人，拖延时间，保证一、六师的休整。7月30日，敌军65师、旅，49师旅，采取宽大正面齐头并进向七纵阵地进攻。当时躲在玉米地里的七纵55团，在玉米棵里用机枪阻击敌人。敌人根本不知玉米田里有多少人，以为碰上了主力。激战4小时后，55团因缺少弹药，主动撤退到周家庄，敌人不敢前进一步。深夜55团，派出3营的两个排，插到敌后进行袭击，敌人误以为遭到前后夹击，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又因天色黑暗，眼前一片青纱帐，难辩敌我，敌人自相开火打了一夜。

七纵在海安守卫战中，指挥灵活，作战顽强，仅用了两个团，加两个营的兵力，约计0人，连续坚持四天多的战斗，英勇阻击了具有优良装备的国军6个旅，约00多人，击败了比他们多十几倍的敌人。父亲和游击队跟随91团，挖战壕，送弹药，也参加战斗。得到了很大的锻练，学到了实战的本领，又帮助牵制了敌人，赢得了战机。

当年父亲的游击队跟随31旅打游击

接着父亲的游击连又跟七纵92团参加李堡战斗后，部队在三仓休整了一个星期，于8月21日晚9时向丁埝发起总攻，丁埝守敌是交警七总队的4个大队，约1多人。敌人以街上的布厂和街北头的寺庙为依托负隅顽抗。直到深夜11点多全歼守敌，缴获卡车7辆和一批军用物资。9月初，粟司令率一师、六师进军两淮，留下七纵在通榆线上阻击敌人北犯。将七纵划建两个两个旅，55团、59团、63团，编为32旅，91团、92团、93团，编为31旅。管文尉司令员说：陈毅军长要在北边打大仗，要我们留下来在东南阻击敌人。粟裕司令员再三嘱咐，要在通榆长线上阻击两个月。海安到东台一路上有贲家集、富安、安丰、梁垛4个集镇。31旅决定以富安作为守备重点，派93团守卫，父亲的游击队协助93团士兵，在富安修筑工事。面对强大的敌人，工事既要坚固，又要隐蔽，更要能发挥火力，形成交叉火网，相互支持。既要有射击的工事，又要有防炮的防空洞，以便及时进退。当地群众上千人送来大树、门板、木头等战备物资。由93团团长刘德胜统一指挥，军民们忙得热火朝天。工事刚完成敌人就来了。敌人一个营攻打富安，93团沉着应战，依托熟悉的地形，多次击败敌人。激战一天，击毙多敌人，乘余的敌人当晚归宿到海安去了。敌人一连6天向富安发起进攻，93团为保存实力，长期坚持阻击，主动撤离了富安。富安失守后，父亲的游击队又回到了92团身边，参加守卫梁垛，不久又撤到东台城郊。10月26日，92团开到台北草堰守备。27日敌83师从东台北犯草堰，这时七纵特务团从西线绕过来，和31旅的3个团，在丁溪河北岸顽强阻击，坚持3天3夜后，敌人从西渣突破防线，于30日占领西渣、小海、南团、丁溪、草堰。11月2日，敌人又占领了西团、白驹、刘庄、大团。台北县进入了战争状态。台北县委、县政府机关撤离大中集，迁移至草庙北灶村。这时31旅的3个团，仅有多人，必须正面阻击敌人8个团的兵力，要延滞敌人北犯时间，任务十分严重。所以采取拉锯战术，打打停停、进进退退，让敌人丈二的和尚模不着头脑。

12月3日，粟司令亲自指挥的华野一师和皮定钧的13旅以及10纵的两个团，埋伏在盐城以南，布了口袋阵，诱敌深入，出击歼敌。从4日起，北犯的敌人先后攻占了大团、便仓。这时我31旅埋伏在伍佑正西，13旅和10纵的两个团埋伏在伍佑东侧，一师在盐城东南侧的南洋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口袋阵，粟司令已亲临伍佑现场指挥。6日敌人大举向伍佑进发，遭到我31旅和13旅的夹击，一师从东边迂回，断了敌人的退路。7日下午我军全线出击，敌人知道是七战七捷的粟裕来了，闻风丧胆，乱了阵脚，向后撤退逃跑。于是，我军埋伏在大团一带的部队发起围歼，在大团、便仓一举歼敌多人。这就是有名的盐南战役。

31旅从海上行军再回苏中

盐南战役之后，栗司令带着一师和皮旅去了淮安，31旅再回苏中。年1月2日，七纵司令员管文尉率31旅，从阜宁出发，沿海边向南行军。12日夜2点多到达草庙大沟村，管司令仍然住在朱永根（3年前住的这家）家中。当时台北县除大桥、草庙外，已全部被敌人占领。31旅将士们就和草庙百姓一起过了一个“蒋究年”。大年初四，小海的敌人到万盈抢百姓粮食，遭我91团痛击，逃回小海。正月初十，国民党65师某团的两个营，从西渣来犯沈灶。乘敌人还未站稳脚跟，管司令命令31旅91团和92团各派一个营的兵力，当夜奔袭沈灶的敌人。

沈灶战斗结束后，华野来电指示：要解决海栟一线敌人，把一、九分区连通起来。于是，31旅又奉命南下，为了补充兵源，川港区游击连随军南下。当时游击连共多人，谢恒信任连长，我父亲任副连长。年2月6日，31旅奉命南下，部队到了唐洋就碰上了敌军49师团的一个连。我91团的一个营伏击了敌人，击毙50余人，俘虏57人。2月16日，角斜战斗打响了，我31旅93团正面攻打角斜守敌。经过两天的激战，敌团团长带兵增援角斜，遭我92团伏击，伤亡过半，其余的又被我91团歼灭。接着敌79旅在旅长的带领下，全旅增援角斜。我31旅考虑一时难攻，暂且放弃退至农村。

3月初，国民党把原来驻防在苏北的4师59旅和郝鹏飞全师都调到苏中与原来的4师和49师汇合，清剿一、九分区。敌79旅团和还乡团在海栟线上频繁活动，经常下乡扫荡，危害百姓。海栟线的重点是李堡，于是，父亲的游击队奉命在李堡外围挖战壕，通往敌人的铁丝网处。91团、92团分别进入阵地，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交战。91团摧毁南门碉堡后，一、二营迅速占领南街和西街。92团突破前沿阵地，敌人退至核心据点，碉堡既大又牢固。92团利用民房打洞，靠近主碉堡，然后用山炮摧毁了敌碉堡，很快消灭了李堡守敌。

在李堡战斗中，纵队有一个首长，要到驻在射阳耦耕堂的苏中党委开会，叫我父亲带4个队员护送。父亲他们选择沿海小路，3天两夜，到了射阳三区的耦耕堂，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父亲他们返回时，路过家乡草庙时天色已晚，父亲突然发着高热，他让队员回家探亲，并叮嘱大家，次日早上集中返回部队。第二天清早，队员来集中，可父亲高烧不退，越发严重。父亲让队员们先归队，他医院诊治，当时就诊断是“伤寒病”。医院缺少特效药氯霉素，无法退烧。因此，我祖父到大桥请来中医智金龙，用犀牛角降温。当时犀牛角比黄金还贵，祖父不惜代价，两天花掉3只金戒指，仍然高烧不退，第三天夜里（年3月21日，农历2月29日）父亲就默默地走了。丢下了他年迈的双亲和28岁的妻子以及4个不懂事的孩子，当时的情况十分悲惨。

父亲没有死在战场上，却病死在战役中。他是为民族解放而死的，死得其所。他的革命精神永存，永远照亮着后者前行的路。

.10.1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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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邓勇左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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