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病情牵动朋友们的心。上节曾说梁思成夫妇接他到清华园散心，在清华期间，妻子张兆和致信沈从文，信中描述相濡以沫的真挚友情，让人感动：

王逊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后来王逊提起另一个人，你一向认为是朋友而不把你当朋友的，想到这正是叫你心伤的地方，说到你人太老实，我忍不住就淌下眼泪来了。我第一次在客人面前落了泪过后想想很难为情。王逊走后我哭了一阵，但心里很舒畅。听说徽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够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同神经能在他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她一人。想想有许多朋友为你的病担一份心，多么希望你忽然心胸开朗，如同经过一个梦魇，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又复愉快地来好好使用你这副好头脑子的!真正有许多朋友，担心你会萎悴在自己幻想的困境中。如像老金，奚若先生，老杨，王逊，小朋友如金隄、曾祺、李瑛，怎么オ叫大家如释重负啊，你信上给我说的话，你要兑现的。（《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年）

“有许多朋友为你的病担一份心……担心你会萎悴在自己幻想的困境中”——的确如张兆和所言，有不少朋友关心沈从文，为他担心。沈从文挨批和生病前后，家中失去往日热闹，但一些老朋友仍络绎不绝前来探望，特别是一些革命阵营的朋友，并没将他视为反动作家避之不急，而是主动登门拜访。

《沈从文年谱》记载：

3月20日下午，郑振铎来访。

同日，由香港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叶圣陶前来看望。

3月20日前后，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陈沂来访，赠送政治学习用书报，并劝张兆和尽快走出家门接受新的革命教育。

4月5日，沈从文在精神病院疗养，女作家杨刚前往看望。回去后，杨刚向当时的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转述沈从文决心向人民中间走的意思。

6月10日，前日刚从沈阳抵达北平的丁玲前去看望沈从文。半个月后，丁玲的丈夫陈明也到达北平。丁玲和陈明一道，特意约了何其芳，再次到沈从文家看望，并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

6月，解放军苗族将领、沈从文凤凰旧友朱早观来家中看望，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新社会工作。

7月2日—19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从上海来京出席会议的巴金、靳以、辛笛、李健吾、唐弢、赵家璧等多次去他家看望。9月，出席政协会议的巴金又多次去看望他。

8月，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赵瑞蕻从南京来看望沈从文。

9月19日，巴金、萧乾等到家中看望。

11月13日，萧离夫妇下午到沈从文家拜访。

11月中旬，参与组织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香港起义的老朋友查夷平（阜西）前来看望，并对沈从文作了劝导。

……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第页—第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年）

前来探访沈从文的朋友，大都是文化界卓有成就的人物，其中有的与沈从文交往颇深，有的经历传奇，有的与沈交谊波折复杂……而却鲜为普通读者知晓，在此选择几位铺叙介绍。

1、赵瑞蕻

赵瑞蕻，翻译家、学者、诗人。代表作有《红与黑》（翻译）《《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梅雨潭的新绿》（诗集）等。年西南联大毕业，年起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解放后转入南京大学。夫人是翻译家、学者、作家杨苡，她翻译的《呼啸山庄》公认是最佳译本。杨苡是南京师大教授，她哥哥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期间，选修了沈从文的文学写作课，在创作上得到过沈从文悉心指导：

那时（一九三九年秋）我是联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我选读了杨振声和沈从文两位教授合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课。沈先生主要是讲散文，课外有习作，我们写的东西，每篇都经过他仔细指点，用墨笔写了评语。先生讲课时，穿着长衫，拿着几本书，几根粉笔。说话轻轻的，慢慢的。分析课文，时有独到的见解，娓娓道来，如谈家常，非常动听。我那时写一些诗，请他看，后来他选了几首（如《遗忘了的歌曲》，现收入拙作诗集《梅雨潭的新绿》里）介绍发表在《今日评论》月刊上，那是联大几位教授办的一个刊物。尤其是后来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沈先生在他和朱自清先生合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了我的一首长诗《昆明画像》，描述日本鬼子飞机轰炸昆明等地的情景，是赠给诗人穆旦的，这是我试用现代派手法写的一篇东西。这些对我都是极大的鼓励。（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第、页，湖北人民出版社年）

图一：年，赵瑞蕻、杨苡在西南联大。

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赵瑞蕻携妻女从南京到天津看望岳母，专程赴京城拜访沈从文：

那时，他一家住在东城沙滩北京大学的一个宿舍里……是一个四合院里一排老房子，外边有郁郁苍苍的树木。沈先生住的那一间是阴沉沉的。沈先生大概决不会想到我会到北京看他的。他的住处我也是从别人那里打听到的。我一进门，沈先生看见我，热烈地握手，很感动似的，他慢慢地说∶“现在来看我的人很少了……你是第一个来我这里的联大同学和朋友……”在去拜访沈先生前，我已稍知那时的情况，先生的遭遇，我感到非常难受；也无法多说什么。在我要告辞之前，沈先生从破旧的书箱里找出几本他的书来——一本就是《边城》，一本《春灯集》、一本《湘行散记》、一本《烛虚》和一本《如蕤集》，一共五本。他拿起笔，在每本书上都写上几句话（例如在《春灯集》空白处写“与瑞蕻重逢，恍如梦中，赠此书，可作为永远纪念”，在《边城》最后一页上写有“什么都不写，一定活得合理得多”）送给我，他很有感慨地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纪念了……”我真感动得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来。我只说∶“谢谢沈先生!……”（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第、页，湖北人民出版社年）

两人师生情谊一直延续到沈从文去世。

图二：八十年代赵瑞蕻、杨苡拜访沈从文。

2、萧离

萧离，记者、作家。前文提到的年那场著名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在与会者中我们曾看到他的名字。萧离北大毕业，既是沈从文的学生，又是沈从文的湘西小老乡，还是他的作者，跟沈家来往甚密。萧离夫妻当年作为年轻作家，都在沈从文主编的文艺副刊发表过小说、散文。一次，沈从文在推出了萧离妻子萧凤一篇小说后，还给她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告诉她如何经营小说氛围、如何使用对比描写、如何安排人物关系、如何让故事按逻辑发展……简直就是一篇短篇小说写作的经典谈。沈从文在萧离夫妻来过当天的日记里写到：“萧离夫妇吃过茶后离开不久。头脑似乎极清凉。”（《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57页）显然，萧离夫妻的来访，给沈从文带来了难得的轻松愉悦。

解放后，有一段时间，两家都住在王府井附近，相距不远，萧离夫妻更是沈家常客，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年，萧离是《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被押送北大荒林区劳改。六十年代初回京，逢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短缺，萧离热心肠，一有购物信息，马上通知沈从文及黄永玉：

“快，东安市场北门，进口往左，芝麻团，一人二斤！排队才十五六个人。”（黄永玉《古丈萧氏》，《火里凤凰》第页，文汇出版社年）

更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为帮沈从文解决住房困难，古道热肠的萧离提笔上书总书记胡耀邦，促使沈从文住房和待遇等问题一起得到圆满解决：

信是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写的，很快就有了回应。沈从文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一份红头文件在向中央上报的同时，也给萧离寄了一份。这份名为《关于沈从文先生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等问题的情况报告》文件头几行是这样的：

纪云同志并报耀邦同志：

5月下旬，我们收到纪云同志5月21日批转的萧离同志今年5月18给耀邦同志的信。对于沈从文先生的工资待遇、住房问题，耀邦、万里、乔木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统战部均十分关心……

从写信到批复只有三天!还包括路上运转的时间呢。真正是“特事特办”啊。社科院的报告送到了中央。很快中央就作出了决定∶

中央组织部文件85（任干）号

社会科学院党组∶

6月21、26日报告收悉，中央同意沈从文先生按部长级解决工资、住房及其他问题。工资由2l2元增至元，自6月份算起。

中央组织部6月29日

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也只有三天啊。沈从文的房子、工资、车子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可惜只是晚了一些，晚了一大些。但，什么时候的阳光总都是温暖的。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胡耀邦还给沈从文先生转送过来自福建的荔枝。（闫家文《沈从文与萧离》，《湖南文学》年第6期）

为沈从文落实政策，胡乔木也热心出力过。沈从文为住房问题给曾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写信：

据胡乔木夫人谷羽回忆，胡乔木收到信后，曾派出秘书去看了沈从文房子，后来自己又亲自带了当记者的儿子一起去看，看到沈先生不仅房子里到处是资料，连空中也拉了绳子，把图片等资料夹着挂在绳子上。他和儿子决定要把儿子的四室一厅让给沈，但有关主管部门不同意，只好作罢。后胡乔木帮助沈从文迁入前门东大街社科院宿舍楼。（上见闫家文《沈从文与萧离》，《湖南文学》年第6期）

萧离致胡耀邦信，使沈从文住房得到进一步改善，特别是待遇得到极大提高。只可惜，沈从文此时已中风偏瘫，在新房里只住了三年就辞世了。

3、查夷平

年11月中旬前来看望沈从文的老友查夷平，在本月9日刚刚完成了一件惊世壮举。身负国民党通缉令的他潜入香港，策动了民国两大民航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起义，史称“两航”起义，使近百架飞机和几千飞行技术人员回归新中国。

查夷平字阜西，祖籍江西，出生在湘西永顺，跟沈从文算是老乡。年考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驾驶。年五四运动时，因领导学校学潮被校方开除。年考取北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年为航空救国转而考入孙中山创办的航空学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秘书、组织部长。“马日事变”被捕，释放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年在交通部航政司第三科（民航科）草拟中国民用航空创办计划，参与创办中国民航业。2年入欧亚航空公司，历任秘书、秘书主任兼办营运组事务、代总经理。欧亚航空是中国最早的合资航空公司之一，国民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经营，中方股权占三分之二，德方占三分之一。1年3月成立，总公司设在上海，抗日时期迁至昆明。年中国对德宣战，公司资产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接收，年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查夷平任中央航空副总经理。

年，查夷平经参加旧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解放后第一届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介绍，与中共情报主管李克农取得联络，重返革命队伍，从事地下工作。年，秘密安排飞机将张治中家属从上海送至北京，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受到通缉。随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策划组织、具体落实“两航”起义。“两航”是民国仅有的两家大型国有合资航空公司（中国航空是中美合资），共有飞机约一百架，员工数千。当时“两航”上层不愿前去台湾，中国航空迁至香港，中央航空迁至广州。查夷平与另一飞行员出身中共党员，年8月秘密潜入香港，策反两航上层及飞行技术人员，最终于当年11月促成起义。11月9日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第一批12架飞机从香港飞抵北平，查夷平随机回京，总理周恩来、空军司令刘亚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到西郊机场迎接。年“两航”合并为中国民航。查夷平历任民航局业务处长、总局顾问。

革命胜利后，查夷平渐渐淡出航空业，转而全身心投入音乐教育和研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首任系主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原来，他不仅是民航大佬、地下工作者，还是位著名古琴音乐家。在音乐界他以字示人，提起“查阜西”，那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知网上研究查阜西琴学的论文汗牛充栋，公认他是——“琴坛领袖”（傅慕蓉《查阜西琴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年博士学位论文，见《知网》）。当今古琴名家李祥霆、吴钊等都是其弟子。

查阜西少年学琴，亲得两位“百年前的武昌、长沙两古城市的著名琴师”（查阜西《琴歌的传统与演唱》）指教，一生钟情古琴，致力古琴振兴。5年在上海成立“今虞琴社”，创办《今虞琴刊》，弘扬琴道，盛极一时。年借赴美考察民航之机，到访美国国会图书馆搜寻古琴谱，复印带回现存最早琴谱专辑《神奇秘籍》《太音大全》等文献资料31种。还在美国加州大学波莫纳分校（Pomona）和俄亥俄州音乐学院，讲解中国律学与古琴音乐。在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华盛顿音乐俱乐部、美国国会图书馆，讲解并演奏古琴音乐，演讲的重要内容被刊登在年刊《美国音乐学协会公报》（TheBulletinoftheAMS）上，在美国影响很大。美国国会图书馆为查阜西演奏的古琴音乐《潇湘水云》《渔歌》《梅花三弄》《关山月》等琴曲录音，将这些琴曲制作出成套唱片公开发行。他演奏的琴曲深沉细腻，演唱的琴歌古朴典雅，畅销一时，成为中国古琴音乐走向世界第一人。

解放后，他发起组织“北京古琴研究会”，开展古琴教学、演奏、整理、研究。整理重现多首古代琴歌、琴曲，其中琴歌《胡笳十八拍》被用于郭沫若话剧《蔡文姬》中，琴曲《梅花三弄》《长门怨》《潇湘水云》《渔歌》等被琴家称颂、群众喜爱。五十年代带队进行琴人琴曲普查，采录了86位琴家共首琴曲。解放前，他以个人之力搜集古琴琴谱，曾跟学生说他书架上大量琴谱都是用金条换来的。解放后，他以所搜集的琴谱为基础，编纂第一部大型琴曲工具书《存见古琴曲谱缉览》，收录三千个古琴曲集的信息。又主编《琴曲集成》，收集了六朝至民国千余年间古琴曲谱一百四十二种。查阜西为民族音乐遗产继承发扬作出了卓越贡献。

图三：查阜西抚琴。

前来看望沈从文的朋友中，还有两位传奇女性，也非常值得一提。

4、杨刚

杨刚，著名记者、作家，上文曾说她与彭子冈等人被誉为新闻界“四大名旦”。最初见到她的名字，是八十年代初上大学时，买了本《萧乾散文特写选》，第一篇文章开头就写到杨刚：

一九二九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开春了，道边的枯草都已在返青，可是圆明园废墟上断垣乱石间的积雪却还未化尽。经两家大学来此散步的青年们踩过的隙缝里满是灰色斑纹，乍看象是镶了碎块的大理石。半亩园旁升起袅袅炊烟，佛香阁背后的玉泉塔衬着淡蓝色的云天，显得格外玲珑可喜。两个青年踏着芜蔓的草丛在激烈地争辩着。

女的用浓重的湖北口音在严厉地责问着∶“这么重要的理论书你为什么看不下去?不忙还我。你还是拿去，硬着头皮也要看。朋友，这不是本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说着，就把一本封皮已满是皱纹的书朝对方塞去。男的勉强接了过来，嘴里嘟囔着∶“那么老长的句子!多绕嘴，多抽象啊!我就是看不下去，比方说……”

两人争辩得越来越不冷静。男的嚷道：“理论，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可我要的是体验这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随你这个书呆子念地图去吧!我嘛，我要采访人生。”

“不带张地图?”

“对，没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

“你会掉进深渊去的，或者在茫茫的生活森林里迷了路，给狮子老虎吃掉!”

“没关系。反正只有一辈子好活。掉进深渊——深渊就不该去体验体验?既然总有死的一天，狮子老虎肚子里不是比埋在黄土里还暖和吗?”

他一边这么扯皮，一边顺手抄起一块卵石，嗖地一下朝远处抛去。石头落处，惊起一只叫不出名字的大鸟。它呼扇着翅膀贴着地面飞走了。于是，他就撒开腿追了过去，一心想掏一窝鸟食。

她气鼓鼓地在后边骂着：“你真是一匹野马……”两人间多少次争论都是给他这么一阵顽皮打断了的。

那女青年是燕京大学英语系的学生杨缤——后来改名杨刚，男的则是我自己……

（《萧乾散文特写选》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

图四：杨刚。

萧乾、杨刚是燕京大学的同学、挚友。杨刚大学期间就显露出过人才华和政治热情，创作发表忧国忧民的小说、诗歌、散文，是颇有名气的女诗人、女作家。她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年秘密加入中共，是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三十年代，她与萧乾一道，帮斯诺翻译了他所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活的中国》中部分作品。5年她翻译的《傲慢与偏见》，由吴宓作序，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全面爆发后，杨刚被组织派往香港，公开身份是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积极用媒体为抗战救国服务。香港沦陷，撤回内地。年，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前往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采访，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向民众及时介绍了战区战况。年到重庆，得到周恩来赏识和重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利用《大公报》记者身份，联络美国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为中共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年以留学身份前往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一面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学习，一面担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为国内报纸撰写美国报道，深受国内读者欢迎。年秋，杨刚回国，继续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促进该报由“第三条道路”，转而拥护中共。年底，杨刚从香港来到西柏坡，周恩来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称赞她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

图五：杨刚通讯作品集《美国札记》初版书封。

年初，平津战役结束，杨刚被派到易名《进步日报》的原天津《大公报》担任副总编辑。应该是在此期间，她去探望《大公报》的同事、老友——病中的沈从文。《沈从文年谱》记载：年“4月8日，经杨刚汇报沈从文情况后，当时负责全国文联筹建工作的沙可夫决定派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时的学生吴晗在最近两三天前去看望他。但后来吴晗与沈从文的会面对缓解他精神紧张状态作用并不明显。同日，杨刚致信沈从文。信中劝慰他安心养病。此信现作为沈从文四月六日日记的附录收入《全集》第19卷。”（《沈从文年谱》第、页）在慰问寻短见的沈从文八年后，杨刚自己也陷入精神危机，她选择了与沈从文一样的解脱方式，可惜却没有沈从文那么幸运。

建国最初几年，杨刚工作忙碌，一帆风顺。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任命杨刚担任他主持的外交政策研究委员会秘书。 爆发，她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分管国际宣传，每天跟随周恩来左右，工作夜以继日，成为得力助手。年，周恩来割爱，让她调至中宣部任国际宣传处处长。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年，升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年，当选中共八大代表……而在年，一切戛然而止。（见吴际良《杨刚：一位不该忘却的革命女性》，《纵横》年第8期）

八十年代，在八宝山普通市民公墓，陵园办公楼前路旁，我惊讶邂逅了刻着她名字的墓碑，诧异的是作为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本该葬在旁边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何以在此与普通市民为伍？后才知道，这是因为她死于自杀。自杀在当时，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不被组织认可的。《人民日报》社内大会宣布不开追悼会。（见钱江《杨刚自杀之谜》，《世纪》年第3期）著名记者金凤当年是杨刚下属，她说：

按照过去党内的通例。“自杀”是要当作“叛党”处理的，我想，杨刚同志肯定知道党内这个规定，她去世时的心情一定非常悲苦。她从很年轻的时候便参加革命斗争，经历了许多艰难风险，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包括牺牲了她的家庭生活……值得庆幸的是，周总理保护了杨刚同志，他非常了解杨刚同志。他指示人民日报为杨刚同志开追悼会，杨刚同志的骨灰盒送入八宝山公墓安放。人们说，这是对杨刚同志的“破格”待遇。（金凤《刚烈的杨刚》，《博览群书》年第5期）

原来，降格安葬八宝山公墓，还是“破格”待遇，否则不知一代女杰会被抛至何处荒郊野岭？

金凤说过：“杨刚同志人如其名，性格刚烈。”（金凤《刚烈的杨刚》）年，性格刚烈的她，到底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有人说，可能是因为车祸脑部受伤，久病不愈，心情抑郁。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丢一个重要的笔记本，上面有周恩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但显然这都不是主要和关键原因。三十年代初，在北平大学生地下活动中就结识杨刚的胡乔木，后来在纪念文章中指出，杨刚的死“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见钱江《杨刚自杀之谜》，《世纪》年第3期）

年反右狂风暴雨袭来，杨刚许多新闻界老朋友都陷入被批判围攻之中。当年《大公报》并肩作战的老朋友、老党员徐盈和彭子冈夫妇双双被扣上了右派帽子，杨刚迫于形势在大会上发言批判彭子冈。还参加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大会。与此同时，杨刚在《人民日报》先后负责的两个部——国际部和文艺部成为运动的重点，杨刚合作融洽的同事、特别是赏识的下属，纷纷面临冲击。她当初从新华社点名要求调来的“骨干”蒋元椿、李慎之，眼睁睁地看着成为“大右派”。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的黄操良和部主任胡骑也随后都成了右派。杨刚和他们的工作往来密切。这把火继续烧下去，距离杨刚本人就越来越近了。“在反右派运动的高潮时，《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了一条消息∶冯雪峰和杨刚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吴际良《杨刚：一位不该忘却的革命女性》，《纵横》年第8期）在自杀前一天晚上，杨刚看见同事在核校自己写的批判萧乾的发言稿，“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叶遥《名记者杨刚之死》，《炎黄春秋》年第12期）

金凤回忆：杨刚去世“不久，人民日报主管国际宣传的另一位副总编辑黄操良，也服安眠药去世。听说，他临死前写了这样一个纸条：‘到地下和杨刚一起办报去!’这真是个时代的悲剧!历次政治运动，新闻界总是首当其冲!这次‘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死了两个副总编辑、编辑部划了三十名‘右派’，正是编辑部人数的5%。而记者部则划了六名‘右派’，占10%比例。……杨刚同志是由于个性过分刚烈而造成自身的不幸。她大概忍受不了她想象中的对她政治上的任何一点怀疑或侮辱。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一起，那种种非人的政治侮辱、人身侮辱以至非刑拷打，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外表温和内心刚烈的邓拓同志首先倒下去了，相信‘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陈笑雨同志倒下去了!我此时想，唉，杨刚同志幸而早离人世。她活着，也会倒下去的!”（金凤《刚烈的杨刚》，《博览群书》年第5期）

5、丁玲

另一位传奇女性是著名作家丁玲。丁玲、胡也频夫妇跟沈从文是年轻时好友，三人有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创作梦想，一起办过杂志，合租过房子。后来，丁玲、胡也频参加革命，加入左联，而沈从文这回没有选择一起，渐渐与他们在思想生活上分道扬镳。此后双方理想追求不同，难免存在隔阂，但情分一直还在。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积极找关系营救；胡牺牲，他护送丁玲母子，从上海回湖南老家。

图六：1年春，沈从文（右一）送丁玲（右二）母子回乡，途径武昌时与凌淑华（左二）、陈西滢（左一）留影。

丁玲返沪，负责编辑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请沈从文帮忙找著名作家约稿，沈约来了冰心、林徽因、徐志摩、凌淑华等人作品。丁玲被政府秘密关押，沈从文写文揭露，误闻丁玲牺牲，写长文《记丁玲》以表纪念。6年丁玲逃出，与中共取得联系，坚决要求去陕北苏区。组织安排聂绀弩与她假扮夫妻，护送前往。丁沈再次见面，已是解放前夕。年及建国初期，丁玲成为解放区的革命作家和文艺界领导，沈从文则被人扣上“反动文人”帽子，此时沈从文极想依靠丁玲摆脱困境，而丁玲也尽其可能地予以了帮助。五十年代丁玲挨整，被放逐二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返回北京。两位交谊超过半个世纪的老人，总算历尽苦难，迎来春天，可就在这本该喜庆的日子里，二人友情竟因无情的政治而破碎，实在令人痛惜。沈从文晚年对丁玲的抱怨和沈家母子回忆中对她的不满形成一种舆论——认为沈从文身陷困境时，丁玲态度冷淡，不加援手，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加之八十年代初，丁玲在文章中不点名批评过沈从文，更令人同情沈而反感丁。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本文第五节“一切如自然亦如夙命”说过，沈从文曾在年3月致信张以瑛，希望能见丁玲一面。虎雏解释父亲急于求见丁玲的目的，是觉得“只有见到共产党中的高级干部，让他们向父亲交个底，父亲才能明白自己的事情党是怎样看待的。”（徐庆全《陈沂关于沈从文致周扬的信》，《黄河》年第6期）或许，沈从文当时认为，丁玲跟毛泽东关系熟，可以通天，由她在毛面前说句好话，自己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殊不知，经过延安整风和历次政治运动与斗争的丁玲，怎敢不按组织原则和纪律办事？再说她当时因工作人在沈阳，也无法马上与其见面，于是便有了陈沂先行看望安慰一事。6月，丁玲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从沈阳来到北平。6月11日给丈夫陈明信中，她说：“我八号下午到的北平……昨天去看了表哥和沈从文。”《丁玲年谱长编》记载：6月“10日，见到周扬。看望在辅仁大学任教的表哥余嘉锡。去沙滩中老胡同看望沈从文”。丁玲风尘仆仆抵达北平，休整一天，开始社交活动。工作第一，首先去见顶头上司周扬；接着去看大学者辅仁大学教授表哥余嘉锡，还有沈从文。可见她是将沈从文置于亲友之列，第一时间前往沈家问候。6月下旬，陈明也从沈阳来到北平。夫妻二人在全国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又约了当年沈从文扶持过的京派作家何其芳，再次去拜访沈从文。在刚成立的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前身）里，丁玲、何其芳都位列党组成员，任文协副主席的丁玲是党组组长。携何其芳同行，使看望在私人关系之上又带了一层组织行为的意味，或可使沈从文确信所言在一定程度代表组织，同时也可避免别人闲话。这次见面中，丁玲反复劝慰沈从文：“你一定放心，不要再疑神疑鬼，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的头上。你一样可以写你的文章。”丁玲十分关心沈从文的健康、情绪和生活，“临行时，丁玲以二百万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第—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年；陈明《澄清几件事》，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陈漱渝《干涸的清泉》，转自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湖北人民出版社年）

丁玲的关怀和开导让沈从文十分感动，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希望丁玲在家庭和工作方面给予帮助。信的开头写道：“丁玲：自从你和其芳来谈过后，我总想写个信和你商讨一下自己……”他检讨自己“神经失常”，主要是因“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表示要“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信中反复强调和希望丁玲帮助的主要问题是——担心“家庭破裂”，妻子离开，尤其忧虑妻子到外地工作：“只要她在北平做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全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一离开，不问是什么方式，我明白我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什么都完了。我盼望你为公为私提一提这一点。……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9、51、52页）丁玲具体怎么帮忙，目前留下的史料没有记录，丁玲生前没提过，丈夫陈明也不了解具体情况。不过，从实际结果看，四九年冬，张兆和华北大学学习结束，即被分配到北京师大附中担任语文教师，一家人没有离散。“沈从文此次写信时，正离开历史博物馆在革命大学学习。所以有可能向丁玲求助，以免重新分配时调离历史博物馆。”（李辉《沈从文与丁玲》页）从以后情况看，沈从文学习结束后继续留在了历史博物馆工作，这一切或许与丁玲幕后运作不无关系吧？“年11月，丁玲撰写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如实记叙了沈从文作为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在胡也频被捕后给予她的真诚帮助。文章也分析了沈从文的两面性，但笔端仍带温情。年8月18日，沈从文再次致函丁玲，一托她将文稿推荐给报刊发表，二向她借一百万元。”（陈漱渝《干涸的清泉》，转自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据陈明说，钱当时就如数派人送给沈从文。”（《丁玲年谱长编》第页）

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的文章《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新文学史料》年第1期），从故宫尘封半个世纪的档案里，发现沈从文调动工作通知和与之相关的沈从文、丁玲、刘白羽、王冶秋及中国作协党组六封书信，据此披露了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年身陷险境的丁玲在沈从文又一次人生危机时，曾给予他工作、金钱上的帮助。年11月21日，沈从文致信丁玲：

丁玲∶

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又只有倒下。感谢党对我一切的宽待和照顾，我正因为这样，在体力极坏时还是努力做事。可是怎么做，才满意?来帮助我，指点我吧。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我通信处东堂子胡同廿一历史博物馆宿舍（是外交部街后边一条胡同）。

从文廿一

图七：沈从文致丁玲信。

给丁玲写信是因沈从文工作和人生又一次陷入困境。他在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历史图谱》编辑工作，选题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立项，具体工作由出版局某先生领导，提纲却由近代史所另一先生撰写，二人意见不一，沈从文夹在矛盾双方不便说话，内心十分焦躁。而更让他心烦意乱的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从事文物研究，两者之间选择艰难。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的印象是：“他是思想上有些矛盾，又想搞创作，但生活没有，又怕受批评;又想搞文物，又怕不受人重视。”……他自己说∶‘没主意，脑子乱得很。’”跟王冶秋谈话过程中，沈从文有几次要掉眼泪（见王冶秋致周扬信）

此时丁玲自己的境遇比沈从文更糟糕。据陈明介绍：“丁玲接到沈从文的信时，已经被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那年8月3日起，中国作协党组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机关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开始是追查胡风分子，然后追查一封匿名信，8月6日转向揭露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批评‘丁玲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会议规模也由三十多人扩大到七十人。十月底，丁玲写出书面检讨，迫于压力，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沈从文向她求助时，她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没有与沈从文见面，而是把信转给了刘白羽和严文井处理。”（王增如《丁玲与沈从文与故宫的一点补充》，《新文学史料》年第2期）

丁玲非常了解沈从文，从信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的无助和焦虑，特别是“又只有倒下”这句，让丁玲担心他会像上次那样想不开出意外，可自己的处境又不能告诉他，只能向组织和有关领导汇报。收信第二天，丁玲即将其转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和中宣部文艺处长严文井，并希望严文井能跟她一起去看望沈从文，帮助他迅速振作起来。同时附长信说明情况，信中口气平淡，甚至有点冷淡，但隐隐透出对沈从文的担心和惦念：

白羽、文井同志∶

转上沈从文给我的一封信给你们看。

一九四九年，我同何其芳同志去看过他一次。那时他的神经病未好。五一年土改前他来看我一次，我鼓励他下去。后来他又来信说不行，我同周扬同志说，周扬同志说他要王冶秋打电报叫他回来好了。可是沈从文给王冶秋的信又说得很好，可能是后来回来的。五二年问我要了二百元还公家的账，大约他替公家买东西，公家不要，我没有问他，他要下就给他了。去年他老婆生病想进协和，陈翔鹤同志要我替他设法，好像不去不行，我又向陈沂同志替他要了一封介绍信交陈翔鹤同志给他。现在又来了这样一封信。我知道他曾经同陈翔鹤还是谁谈过想专搞创作。过去好像周扬同志也知道。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搞创作是有困难的。（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行）在历史博物馆还是比较好。看现在这样子，还是不想在历史博物馆。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如果文井同志能够同我一道见他则更好。我一个人不想见他，把话说扭了就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的萎靡不振，仿佛隔世之人的样子，也忍不住要直率的说吧。有另外一个人就好得多了。怎么样?敬礼!

丁玲廿二日

图八：丁玲致刘白羽、严文井信。

丁玲生前秘书王增如，对信做过深入解读：丁玲在信里“向作协领导介绍沈从文的情况，重点说明他有希望‘专搞创作’的想法，同时告知他曾经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以期引起重视，希望尽快帮他解决问题。从刘白羽致周扬信看，他对沈从文确实‘一点也不了解’，而丁玲信使他觉得这件事不能耽搁，很快转呈周扬。”信中提到借钱、沈夫人要住院及希望与作协领导严文井同去看望等都别有深意：

丁玲一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保护别人”。经过几个月来的十多次党组扩大会议，听到许多揭发批判她的不实之词，她不敢再轻信别人。建国初期，丁玲稿费收入较高，花钱大方，谁有需要，送钱借钱给朋友都是常有之事。但在揭发批判中，都作为她“用小恩小惠拉拢，搞反党小集团”的罪证，比如给陈企霞元，被说成是为陈企霞反党行为“壮行”等。因此丁玲在这里自己“坦白”给沈从文元。沈医院，“好像不去不行”，说明病情严重。而且不是直接找的丁玲，而是找陈翔鹤转而找丁玲帮助想办法。年1月1日起，医院划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建制，所以丁玲向在部队总政工作的陈沂要了一封介绍信给他。说清这些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并无亲近关系，不是“结党营私"”。丁玲很担心沈从文“又只有倒下”，想去看他，但她提出不能一个人去，希望严文井同她一道去。理由是怕一个人去了，“把话说扭了就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的萎靡不振，仿佛隔世之人的样子，也忍不住要直率的说他。有另外一个人就好得多了”。深层原因是怕一个“反党集团”头目去见沈从文，又不知引来多少猜忌。”（王增如《丁玲与沈从文与故宫的一点补充》，《新文学史料》年第2期）

丁玲的信引起了有关方面高度重视，主要是因当时“中央正在考虑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不晓得对（沈从文）这样人如何安排。”（见刘白羽致周扬信）刘白羽直接请示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周扬，表示还是应有人出面开导沈从文，如有问题需要解决也解决一下。周扬在刘白羽信上作了批示∶"俊瑞、冶秋同志∶送上有关沈从文材料，请阅。他最近精神又不正常，除由作协方面丁玲、严文井等去看看他，安慰他外，望社管局方面予以照顾。对他的工作，请考虑重新安非。结果望告知。"钱俊瑞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王冶秋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看到周扬批示后，由王冶秋出面，跟沈从文谈了两个小时。沈从文表示，他搞创作，还是搞研究，由组织决定。王告知沈，周扬及文化部几位部长都很关心他，他想搞创作可以请领导考虑，想研究文物，可主持故宫博物院织绣服饰馆的工作。（见王冶秋致钱俊瑞、刘白羽、陈克寒并转周扬信）在王冶秋的这封信上，周扬批示道∶“写些通讯特写之类，也是有好处的，把这样的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如作协不好安排，可否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这样总比在历史博物馆和文艺界接近一些，也许于他的心情有好处。”据现存档案记载，沈从文工作问题经过反复协商，最后由他的夫人张兆和拍板定案——觉得沈从文还是调到故宫博物院主持织绣服饰馆为宜。“这可能是对他搞创作前途有顾虑，此外也许还有生活保证问题。”（刘白羽致周扬信）刘白羽还向周扬建议，给沈从文一个位置，但不要要求他工作太多，同时组织他出去跑跑，写写东西，这样做比较稳妥。这个想法，刘白羽也跟杨刚商量过，杨刚也认为沈不适宜行政工作，还是挂个名，跑一跑。周扬年1月19日再次批示∶“同意这样办。他的行政职务问题，须与文化部商量决定。”年2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致函文化部党组，根据周扬等人的批示建议沈从文去故宫博物院主持织绣服饰馆，同时进行写作，并给他配备一个得力的助手。他的待遇以专家兼行政工作的办法解决。同年5月7日，文物局下发调令，正式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但是，最终沈从文又不愿去故宫了，后只在故宫陈列组担任了兼职研究员。（见陈漱渝《让事实和档案说话——丁玲与沈从文的两次精神危机》，《新文学史料》年第4期）

在沈从文两次人生和精神危机之时，丁玲都曾伸出援手，尽力给予了帮助。自那以后丁玲先后被指控为反党集团成员、右派分子、叛徒，被开除党籍、公职，甚至一度锒铛入狱，历尽二十四年坎坷之后，才于年2月获准从山西长治乡下回京治病。到京后，一次丁玲在友谊宾馆餐厅用餐，邂逅了沈从文夫妇。久别重逢，双方都很兴奋，相晤甚欢。可谁料得到，仅一年后，两本小书引发了二人友情的破裂。

年秋，日本女学者中岛碧访问丁玲。她带来两本书——沈从文三十年代写的《记丁玲》《记丁玲续集》，并就书中内容向丁玲提问请教。陈明回忆：

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开始丁玲还没有心思翻阅，后来越看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东西是胡编乱造的。有人建议她写文章辟谣，丁玲说，我在政治上背了许多黑锅也没有辟谣，沈从文说生活上的黑锅，我看就不必辟谣了。还有人建议丁玲写文章在海外发表，丁玲不同意。她还想到沈从文的年纪这么大了，怕他受不了，就算了。就在这段时间，丁玲陆陆续续在书上做眉批，她还曾对我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还有他对左翼文艺的嘲笑。人家都死了，他还嘲笑。”（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页）

许多人质疑丁玲以前没有看过这两本书。笔者以为，丁玲所言未必不是实情。书出版时，她尚在囚禁中，阅读受限，随后寻找组织，重返革命队伍，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忙于工作写作，可能真的没空读。即使读过，恐怕也只是匆匆一瞥，后来早已淡忘。书是沈从文半个世纪前，根据当时的个人感受和趣味写的，与丁玲特别是当下的丁玲对自己对丈夫的认识差距甚远。对人物的描写虽惟妙惟肖，可给人印象——仿佛传主不过是个天真烂漫、敢想敢干、荷尔蒙过剩，有点花痴的傻丫头，其夫不过是个头脑简单、热情冲动、学识不高、才华不大的傻小子。

丁玲认为，书中有些内容张冠李戴，并不真实。如三人在上海时，沈从文喜欢丁玲家房东的太太，便把饭包给这家，常陪房东太太去菜场买菜，邀请丁玲夫妇和房东太太一起外出吃西餐、看电影，引得房东不快。丁玲说：“后来沈从文写《记丁玲》时，张冠李戴，说是也频和房东女人好（不是好，只是引起我疑心，我们两人吵架，鼻涕眼泪的），我读了真好笑。也频为人，哪里是那样的。而且把我也丑化了”。（丁玲年6月25日致姚明强信，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上）》第44页）

又如，书中有的情节描写用语模糊，易起歧义，给丁玲带来过流言伤害。中岛碧就曾请教丁玲，《记丁玲》中说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一度“同住”，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是，年他们在上海一起办《红黑》月刊时，合租了一栋三层小楼。沈从文和妹妹、母亲住三楼，丁玲、胡也频和丁玲母亲住二楼，楼下是办公室。沈从文“同住”的模糊说法，当年就被人传为“三个同住一房”“同盖一被”的谣言，并被小报作为桃色新闻津津乐道。“严文井回忆，年他看到丁玲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去看丁玲，就对她说∶‘人家那么可怜，你何必再捎上一笔呢?’丁玲听后马上激动地说：‘你可不知道，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李辉《沈从文与丁玲》页）

就在丁玲为沈从文书生气时，刚巧《诗刊》为纪念胡也频向其约稿，她便把对书的不满放进了《也频与革命》这篇文章：

《记丁玲》……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3年写成、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他写道;

“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是那末少，那末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那份固执朦胧处，也就蕴蓄在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其余便完全不知道。’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样事情看得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须要理智的机会，似乎比须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它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不过由于过份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也频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光明在我们前面》）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它弄得稍稍胡涂罢了……”

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从也频的发展来看，从他的实践来看，从他留下的诗来看，他哪里象那位作者所说的是一个可笑的、什么都不懂，只听了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是为社会革命公式弄得胡里胡涂的一个傻子，因而博得这位绅士对他的可怜可悯呢?也频接触革命理论，是从年在上海阅读鲁迅与雪峰翻译的苏联文艺理论开始的。他的革命实践是从0年春在济南高中教书时开始的。0年11月参加了共产党，1年1月在上海被捕，2月7日与其他二十多个烈士同时就义于龙华。是的，他为人民为革命而工作的时间是很短的，他可能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革命家，但他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烈士。他参加革命的准备时间是不短的。他从十五六岁作一个叛逃的学徒时起，就是与旧社会对立的，就在茫茫人世中追求真理，他写了许多诗，现在只留下九十多首。他的诗大半是对旧社会的诅咒，充满了愤恨，即使是情诗，也不能掩盖他的悲戚。我现在重读他的诗，更感到他是非走到革命道路上来不可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诗刊》年第3期）

几年后，丁玲在信中谈到批沈动机：

我生气。一直生气，他以为我死了，他在写《记丁玲》时，谣传我已死。这本书我曾想逐条批驳，但转念我个人所受的诬蔑，有比沈从文更甚者，如我能忍受，那么沈从文的这本书就不值什么了。只是它有影响，成为研究我个人的第一本资料，还当着是非常可靠的，我在写《也频与革命》中曾说过这是一本很坏的小说。我想也够了。去年我在厦门读过一篇批评这本书的论文，我也建议不要发表，实在认为他也受过一些罪，现在老了，又多病，宽厚一些好了。（年6月25日丁玲致上海石化总厂子弟学校教师姚明强信，见陈漱渝《干涸的清泉》，转自李辉《沈从文与丁玲》）

从丁玲信中叙述看，她当时没有公开或继续批驳，显然是顾及与沈从文的旧谊和其遭遇，不愿失之厚道。她之所以要在《也频与革命》中敲打沈从文几句，主要是希望读者、研究者不再继续把《记丁玲》及其续集视为研究她的权威史料和重要根据。批评虽没点名，可见作品名字——《记丁玲》，明眼人对矛头所指便一目了然。沈从文没写文公开回应，但在亲朋好友面前或信中多次表示了强烈不满：

《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我因此试重新看看从香港一个陌生人为寄回的《记丁玲》二册，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年7月2日致徐迟信，《沈从文全集》第26卷，第、页）

沈从文认为，丁玲在“内部”受了委屈无法发泄，于是拿他“出气”。还认为，《记丁玲》提到“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即丁玲第二任丈夫冯达，也是惹恼丁玲的主要原因。这感觉是对的。丁玲秘书王增如和丈夫李向东的回忆证实了这个猜测：

澎湃新闻：为什么丁玲刚复出就向沈从文发难。

李向东：丁玲说的很多话要联系大背景、她的处境和心情，她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生气。年作协对丁玲平反有一个问题，就是3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到底有没有变节。年调查说有，丁玲不接受；年作协复查还说有，丁玲还不接受。本来平反要给她恢复党籍、行政级别和工资，但因为她不接受这条，其他也就都拖着不给恢复。丁玲心里是很生气的：延安你整我整错了，反右你整我整错了，现在我对这一条不接受，其他问题就都不解决了？丁玲当时写了三封信，没有得到一封回复。你说当时她多生气啊。这时候有海外学者跟丁玲说，沈从文的《记丁玲》在海外是研究她的第一手资料。她就不高兴，沈从文对她的理解有很多她不认可的地方。尤其是沈从文在里面还写到冯达。丁玲一直是避讳谈冯达的。对丁玲的历史结论，罪状之一就是被捕后继续和“叛徒”冯达同居，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她认为沈从文的书对她的平反有不好的作用，当时她一肚子气，就写了一篇《也频与革命》。

王增如：其实我认为她有点后悔（这么对沈从文）。因为后来有一个人写了一个专门批判沈从文的长文，丁玲说沈从文这辈子受了不少苦，坚决不让发，后来就没发。

李向东：就像发脾气之后冷静下来。

王增如：老太太是有这个毛病，想对你发火，但是可能碍于面子，就不冲你，冲别人。

（许荻晔《丁玲孤独、骄傲、反抗，但很多人低看了丁玲》，年7月7日澎湃新闻）

可见，丁玲在纪念胡也频文章中指斥沈从文，除了不满沈书内容、担心误导读者外，的确还有另一层情绪因素。当时有关部门迟迟没能公正为其落实政策，许多不实之词依然压在身上，特别是错戴的“叛徒”帽子，这让丁玲憋了一肚子火，刚好遇到《记丁玲》这根导火索，于是一肚子火气发向了无权无势、文弱老实的老友身上。沈从文的《记丁玲》《记丁玲续集》这两本书，在寻常时代，很可能只是一种学术观点不同的研究资料。但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特殊时代，在那个改革开放大门刚刚开启一点门缝的时点，在丁玲所谓历史问题还未得到澄清和平反的时刻，这种主观感受很浓、个性化十足、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距颇远的文字，不仅可能对丁玲研究产生负面影响，更有可能贻人口实，成为丁玲平反的障碍。试想，如果这两本书，不是在丁玲平反一再受阻，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之时出现，或是在其所谓历史问题已经得到圆满解决，获得平反后出现，也许根本不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两位饱经苦难的老人也就不会再经历一次感情的痛苦。

自丁玲文章发表之后，二人不再往来。沈从文尽量回避在公众场合遇到丁玲。一次，接待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的宴会上，他们相遇了。沈从文说，丁玲在会上特地找过他，邀请同桌吃饭。但是，沈从文躲开了。只是在宴会结束时，沈从文才和丁玲握手告别。这次宴会后，沈从文与丁玲不再相见。当年武昌合影、后旅居海外的女作家凌叔华来京，有关方面设宴款待，她提出请两位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便婉言谢绝。凌叔华只好单独前去看他。（参见李辉《沈从文与丁玲》页）

由丁沈反目想到，百年来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让多少人间美好情感遭到毁灭，面对革命与情感这两难处境，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遥想年8月，沈从文以下面话语结束了文章《友情》：

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页）

惟愿一切人间的友情亲情，皆能超越政治，坚固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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