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篇《小桥记》，是我读书时的一篇拟古习作，文中的小桥，即是我们寨中村头的那座年代有些久远的小石拱桥。小时候，村人桥上走，溪水桥下流，桥边立着苍松翠柏，颇具古风。我所生长的这个寨子，也因此得名“小桥边”。

我很喜欢这名字，文雅而有诗意。后来，在书中读到马致远的那句“小桥流水人家”，我激动不已，就像找到了文雅和诗意的源头出处。再后来，小桥损坏，寨上村民集体修建了混凝土的新桥，承担了小桥的功用。虽如此，小桥依旧伫立在那里，静看我们，维护着“小桥边”之名。

如今，在小桥边最初的记忆仅存几条片段，无法连贯出完整的故事。时至今日，我已分不清那些片段是亲历亲闻留下的记忆，还是多年后误将梦中的场景当做真实，抑或是把长辈们的描述想象成曾经的生活。无论怎样，也仅存了几条片段，或者说是已经凝固了的几个画面。

于是，趁未老，也趁记忆还未彻底模糊遗忘，我决定用文字把仅存的几个明显片段记录下来，留待老时，看清来时的路。

搬家

尽管记忆仅存片段，但是从后来长辈们的言谈中，我还是能够体味到那时生活的清苦。按照外婆的说法，父亲少年时便没了妈，爹也早早让他和我的叔叔老友耶辍学回家务农，结婚生子。

爹去世后，父亲与老友耶分了家——两间屋子、一间灶房（里分一野马圈）——这是我记忆中最初的家的样子。

分家之初，除了灶台上那口大锅，父母没有其他锅碗瓢盆的生活用具，更没有钱来添置。于是，他们只能拿着米去三爹家搭伙。母亲说，那时拿去搭伙的米虽多，但是毕竟不是自己家，要看人脸色，所以往往不敢多吃，因此常常吃不饱饭。

爹奶早逝，父母需要干农活，年幼的我如何照看成了难题。父母便把我托给了三奶。后来，有一次母亲回家，我口吐醉语，母亲很生气，质问三奶喂我吃了什么。三奶承认让我喝了点酒，母亲从此不再让我到三奶家，并在背地里称三奶为“三疯”，或者“张三疯”。

父母去三爹家搭伙的日子我不知道有多久。后来，马坡挖出了矿，父母相继到矿山务工，家中渐渐添置了锅碗瓢盆。那时的矿山应该是很热闹的，去矿山干活的人渐渐多了，我想这对小桥边那些省吃俭用的父母辈们来说，赚的也还不算少。于是，我家要建新房了。新房选址在爹留下的老木房旁边的空地上，临着马路。那块空地在记忆里应该种着李子树，樱桃树，印象中还有几株杨柳。

新房的地基是砌好了的，房子却没有建起来。因为父母决定到外婆家建房，我便随父母搬到了小桥边另一头的外婆家。

从此，清晰的记忆便从这里开始。虽如此，有时回家，路过那曾经清澈见底水量充足的浅水塘，看着它已变成荒草丛生不见水流的水沟，脑中还会浮出一幅图景：阳光明媚，母亲在水边石板上洗衣，我则在水里玩，那时母亲还很年轻，她脸上挂着微笑，正用棒头捶衣服。

搬到外婆家生活，据父母说是为了照顾外公外婆。母亲之妹我的姨娘出嫁后，外公外婆身边就只有我那痴癫的舅舅。因为舅舅痴癫，我还记得那时常与邻居家的伙伴韦四捉弄舅舅，比如在他的饭里加灶灰，或者将玉米球塞进他的衣服里。其实那时外公外婆还不需要照顾，我想，需要照顾的应该是我那痴癫的舅舅和我。就这样，父亲成了上门女婿。后来，舅舅因病夭亡，父亲对外公外婆来说，既是女婿，亦成了儿子。小时候常跟着外婆去姨娘家，外婆常对姨爹念叨：“你要是有你姐夫一半好，我就落心了。”我知道外婆口中的“姐夫”是父亲，听得多了，父亲在我幼小的心里开始变得伟大，我也暗暗告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向父亲那样争气。

外婆家的房子是一栋农村常见的中规中矩的木房，正中间是堂屋，空间大，头顶上就是瓦，瓦中间有一块透明的玻璃，亮光可以从玻璃照进来；堂屋后是一间长方形窄屋，因在堂屋正中的香火的后面，因此叫香火背后；左右两边各两间屋子，前屋是吃饭会客的客厅，叫火龙边，后屋则是睡觉的卧房，叫房穿；两边的四间屋子和香火背后均铺有楼板，因此木房便成了两层楼，堂屋放着一架木楼梯，可以上楼，楼上左边及香火背后上边是相通的，堆放着各色杂物，右边是封闭的，有一扇门，靠外留一扇窗，是粮仓。小时候后我常爬到堆放杂物的楼上，可以对那些杂物捣腾大半天，在那里，我翻出了文具盒，圆珠笔，圆规，尺子，最让我兴奋的是描着彩色行星图片的书，也有一些全是字的书，这些都是母亲和姨娘读书时的东西。因为不识字，我最爱看的就是那些彩色照片，百看不厌，后来读书认识了些字，我拿着全是字的书竟然被武松打虎的故事迷住了——我对文字的兴趣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紧挨房子左边的，是灶房，外婆家的灶房里没有马圈，但有一个水池，记忆中，那个水池养过鱼，泡过粑粑，装过猪食，在父母建房子的时候，那个水池还用来发过石灰。房子门前是一块水泥坝，旁边则是两野关牲畜的圈，一野关着牛，一野关着猪，圈也是两层，上面堆放着柴草。圈的旁边栽着一棵杨梅树，并不大，也一直没有长大，后来竟渐渐枯死了。屋后则是水田，田埂一角生着一蓬我不知名的树，叶子很大，捣烂了有臭味。小时候常有烂脚丫，外婆用那叶子捣烂了塞在我的脚丫里，每每见效。春夏时多水，水田里的水溢下屋后，形成水沟，叫后阳沟，后阳沟的水沿着灶房边挖的沟流入那两野猪牛圈旁边的田里。灶房沟边上有一棵大樱桃树，旁边则是一片竹林，有一年樱桃结得太盛，竟压断一枝，砸在了灶房上。离樱桃树不远的田边上，是一间茅厕，有一次，我悄悄拿着火柴跑进茅厕玩火，不知轻重地把茅厕里的油纸点着了，幸好外婆听我惊呼来的及时，把火灭了。

那时，外公家的条件是比我父亲家要好的，和分家后我记忆中的那个家比起来，外公家就更好了，起码灶房和猪圈是分开的，没有粪的气味。因此，与其说父母为了照顾外公外婆搬到他们家住，不如说因家庭困难父母去投靠外公外婆。至少，父母不用再愁没人照看我了。

放牛

幼时的很多记忆均有外婆的身影，直至上了小学，我还跟着外婆睡，以致于是表亲亦是发小的老桃因为一天早上邀我上学，恰听我在床上喊那句我每天起床说的第一句话：“婆，来要我起！”她因此在一次思想品德课上拿这事揭了我的底。

在这之中，让我最觉有意思的事情要数放牛了。放牛之所以有意思，在于放的不单是自家的牛，而是整个小桥边的一群牛，我们称之为放牛班。放牛班的人并不固定，而是小桥边的人家轮流着放（一般两户人家放一班），不论牛之多少大小，家家有份。牛班轮到外婆家时，外婆早早起来，做好早饭，给我穿衣起床。吃过早饭后，外婆用饭盒装好中午饭，然后我们就出了门。把牛放出来时，外婆幺喝一声：“放牛啊！”各家各户大大小小小老老少少的牛便渐渐汇聚成群。大部分牛是熟悉牛班了的，循着路走，新加入的牛跟着牛群，一次两次也熟悉了。于是，一群黑黄相间的牛群浩浩荡荡向清水河边涌去。

到了河边，牛们便可以沿河自由活动了。这时外婆便与一起放牛的另一位长者闲拉家常，我则在一旁玩，或者静静听他们摆谈，同时也担负着看牛的责任，发现谁贪玩跑远了，便及时提醒外婆，他们就会及时把牛呼回来，对于顽劣分子，则需要驱赶才会回到牛群中。到了中午，是不能回家吃饭的，好在饭盒里包了吃的。饭很简单，大多数时候是酸汤浇饭，没有油，偶尔会有蛋炒饭。不管怎样，我却觉得那时的味道很美，特别是当遇到没带筷子的情况时，外婆便就近折几条树枝，权当筷子，吃起来自有一股绿色的清香，没油的酸汤米饭也会变得粒粒可口。

到了下午，太阳渐渐偏西，牛群也知道该回去了，慢慢聚拢过来。于是，外婆他们一起身，牛们便自觉地朝来时的路行进，少数顽劣分子看到牛群移动，也急急跟了过来。进入小桥边，牛们也不待主人来寻来接，各寻各路，各回各家，这时早上开了的牛圈栓板没有插上，牛们便自己进了“家门”。

跟着外婆在河边放牛的次数应该不少，但是放牛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后来竟至于取消了。

问病

至今还记得幼时的理想：开飞机。

那是一个夕阳懒懒的下午，母亲带着我去街上英强大爹的诊所，走着走着，天空飘来嗡嗡声，我抬头看，兴奋地指着天空对母亲喊道：“飞机！飞机！妈，你看，飞机！”然后我对母亲说：“妈，以后我长大了要开飞机，在天上看见你了，我就飞下来接你。”那时我说得一本正经，郑重其事。

然而，幼时的我对这个理想虽然很认真，却毕竟只是理想，远远不及我对英强大爹诊所熟悉的程度。那时我是英强大爹诊所的常客，说我三天两头生病并不失实。英强大爹的诊所位于明英小学内一座教师宿舍楼里，也作为教师办公用房。诊所在一楼右边，两隔四间，左边前室是诊断室，里间是英强大爹的药房兼休息室，右边两间全是病房，摆着几张木床和挂吊瓶的支架。

因为常去，至今我还记得诊断室进门左边有一条木质长椅，长椅旁边靠墙立着一个双开门的木柜，长椅对面靠墙摆着一张长木桌，墙上贴着一些药品的广告，印象深刻的是太阳神口服液，因为我非常喜欢喝那种药。陪我一起坐在诊断室长椅上的，很多时候是母亲，有时是父亲，不少时候是父亲和母亲，偶尔是外婆。若是母亲、父亲或外婆单独陪我坐长椅，说明我的病没什么大碍，若是父母甚至外婆都陪着，说明病情有些严重。

除了英强大爹的诊所，记忆中为了给我看病，父母和外婆背着我走了很多地方。新桥，马寨，蒙家桥，医院（即医院），医院……这些是我幼时记忆中很重要的地名，每个地名都因我的生病而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很多时候去这些地方，并不是早上出门晚上回家，往往是如同搬家一样，带着吃的穿的用的，去了就住好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

我不知道那时到底患的是什么病，记忆中只是经常在打针、输液、吃药。有一次打了青霉素之后，我竟然不能走路了，父母也许认为我就那样残废。那时虽小，我心里却很想自己能够走路，意念也驱使着我努力去动脚、迈步。一次上厕所——是母亲把我抱到茅厕的——上好后我心里自思：一定要走起来。那时，能走起来的意念很强，我在试了很多次之后，终于迈动了脚步，记得那一刻我在茅厕里大声喊道：“妈，我能走路啊！”

如今，我已结婚有子，每每儿子因些小疾生病，我与伊总是心急如焚，甚至工作用不了心，生活也觉无味。其实儿子的小疾与我幼时的长病比起来也许根本不算个事，更可以想见，那时一家人因我的生病而有多么操心了。

母亲曾说，那时因为我的患病，父亲有时甚至无心出门干活。庆幸的是，我活了下来。

上学

在我上学的前一年，弟弟出生，于是记忆中便有了母亲抱着弟弟拉着我蜷缩在卧房阴暗角落里躲政府人员的印象，也就是所谓的躲计生。其实，来人是否是查计生的，现在想来很值得可疑，不过，那时计生严厉确是事实。

弟弟出生一年后，父母便把我送进了明英小学幼儿班，从此，开始了家与明英小学之间八年的往返（幼儿班一年、学前班一年、小学六年）。那个时候，幼儿园在农村还不是大家熟知的概念，更没有专门的幼儿园，明英小学学龄前教育设有两个班，年龄稍小的读幼儿班，稍大的读学前班，学前班读完，就可以上小学了。

幼儿班和学前班的教室，是操场边上的一栋木房，教室里没有打水泥地，是黑土地，但很平整，加之常有人踩，常有人扫，光秃秃的，并不给人泥泞的感觉。课桌是可供两人用的长木桌，板凳是可供两人坐的长条凳。

于是，老师在安排座次时，让小朋友们按高矮次序男生一队女生一队站好，然后依次男女搭配座位。还记得我的同桌是个胖胖的女生，常常笑，而且是那种呲牙咧嘴地笑。

据母亲说来，初入学的我那天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表现得畏畏缩缩，而是径直走到座位坐下后，对站在门外的母亲喊：给我买笔来！像似发号施令。

那时幼儿班的教学，并不像现在的幼儿园那样更多是寓教于乐，它更像小学生的课堂教学，阿（a）、哦（o）、呃（e），咿（i）、呜（u）、迂（ü）……这些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熟记熟的。至于游戏，更是烧得可怜，除了老师偶尔带大家到操场，玩丢手帕或者老鹰抓小鸡，几乎没有其他能够让人记住的游戏。

也许那时还有其他的游戏，只是因为我常常生病，没有机会参与。确实，在上初中之前，我是在病坛里混的，现在脑海都还留存着我躺在英强大爹诊所的病床上输液，下课时班上的小朋友就来到诊所，围在窗外，表情新奇地看我吊针的情景。所以，那个时候我落下了很多功课，老师甚至对父母说：这么三天两头生病，干脆别来读书了！为此，父母还和那位老师起了一些争执。

好在父母让我坚持了下来，我并未辍学。母亲偶尔说起我和弟弟对读书的态度时，总是说到一个例子：有次下了一场大雪，父母怕我出门受冷生病，便叫我不去学校了，我则坚定地说“下刀我也要去”。而当遇到类似的情形时，弟弟往往欣然从命。

虽如此，那时我并不知道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的大道理，也不见得多么热心于上学，只是一想到落下很多功课，跟不上别人，心里就莫名焦急。

幼儿班和学前班的学习时光如今我已经没有多少印象，只知道那时不像现在的小孩那样，每天上学有人接送，而是每天与寨上的小伙伴，成群结伴，走着十来分钟的路去上学，然后走着原路放学回家。

要说还留下什么深刻记忆，只有春游和老荣耶老布耶家了。

幼时的春游其实很简单，就是老师带着一群小朋友到距学校两三公里的林场路边空地上坐坐，玩些丢手帕或者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然后吃了各自带的饭就回家。这之中，印象深刻的就是带去春游的饭了，那是外婆早早起来做的，用酸炒的蛋炒饭，外加一个煎鸡蛋，装在一个大饭盒里，这就是我春游的伙食了——现在想来，都不知道那一大盒干巴巴的蛋炒饭，我是怎么吃下去的。

我进幼儿班时，老荣耶和老布耶在读小学，除了在学校的时候，学校之外的大多数时日，我是跟着老荣耶老布耶混的。老荣耶老布耶是亲兄弟，老布耶为长，在我的记忆中，老布耶在结婚前是个瘦高的帅小伙，老荣耶则算是小胖墩。我常常放学就跟着去他们家的，而且是常常在他们家吃的晚饭。

他俩兄弟会做很多东西，木轮的独轮车——还记得老荣耶曾用这种车子推着我跑，还有滚珠做的三轮小车，我最喜欢的则是他们做的纸风筝，大多是鸟的造型，用笔点上笔墨，更显漂亮，我也会从他们那里拿到纸风筝回家，往往是飞不起来就烂了。不过，跟着他们的时间长了，我也从中摸索出了做纸风筝的一些门道，后来自己也能够做风筝给弟弟。

在学校的时候，老荣耶和老不耶护着我，为我打抱不平。不上学的时候，我也常常跟着老荣耶老布耶，这之中学会了不少新词。有一次，我与老荣耶在他家水池边上的一棵树上玩，母亲在对门坡的地里干活，她呼我过去，我不愿去，于是老荣耶教了我一句话，让我对母亲说，我开口便对母亲喊道：“妈，蛋醉啊！”说时我也疑惑“蛋醉”是什么意思，母亲问我说的什么，老荣耶则在一旁笑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蛋醉”是“得罪”。那时，老荣耶家的灶房也像我最初的那个家一样有一野圈，我常攀在围栏上看他家的马。他们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可能是我常去他家的最大诱惑。

伙伴

已经不记得上学前我与小桥边的其他几个同龄伴是否认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上学之后，我们之间更熟悉了。

那年，小桥边进入明英小学幼儿班的还有：韦四、阿廖、老桃、陆高、杨进，小学六年的记忆中，便常有了他们的身影。多年后，读到李白的《将进酒》那句“五花马，千金裘”时，我立马想到的是他们，心想：五花马，千金裘，不正是我们五男一女吗？

在这六人当中，除了韦四属蛇，其他五人都是一九八八年不同月份的龙，因此韦四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虽如此，按辈分我则应该称其为“韦四耶”，他呼我父亲为“平哥”，我则呼他爸爸为“幺爹”——后来我渐渐发现一个当时让不明所以很是疑惑的情我况：其他伙伴称为某某哥的，我需呼作某某耶，其他伙伴称为某某嫂的，我需呼作某某娘，其他伙伴称为某某爹或奶的，在我的称谓词汇里则成了太公或老太。我似乎成了小桥边的低辈分成员。

有一年除夕，韦四举杯一句：“海，从小到大哇！”正因为我们从小玩到大，我和他完全不在意我们之间的辈分。韦四家和我家相邻，他奶奶家的木房和我外婆家的木房相对，后来两家建的砖房也并排而立，前几年，他家在建第二层房时，把两家之间原来相隔的小巷连了起来，把我家二楼一角的围栏敲了之后，两家的房子连成了一栋。

因为两家相邻，韦四是我最熟悉的伙伴。那时的韦四，鼻孔里时常挂着两根鼻涕，像两条缓慢蠕动的小虫，慢慢向嘴唇移动，在将近未近之际，韦四一吸，虫子迅速缩回鼻孔，如此往来不辍，他偶尔也会挥挥袖子，让鼻涕暂时绝迹。那时家人让我叫他韦四耶，我说叫鼻涕耶还差不多。

那个时候，明英街上一些种田人常论及“田坝那两个崽崽”的话，说的就是我和韦四。当街上的人家犁田蓄水时，特别是栽秧后，我俩上学便顺着田埂走，遇到田缺，四顾无人就开了田缺，把田里的水放进水沟流走。这样干，没有什么成人世界的利益驱动，完全就是图好玩，只是后来干得多了，渐渐引起了大人们的怀疑，便丢了这快乐的坏事。

因为我俩常在一起，所以有时也不免“有难同当”。一天中午上学时，我看见桌子上有一盒农药，顺手拿了一支，路经姨婆家的水田时，我敲开之后随手扔进了田里。等放学时，只见田里飘着很多鱼。回到家，看家人也没什么反应，我心想这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不一会，我就听到了对面幺奶即韦四的母亲责问韦四的声音，接着听到了韦四的哭声——被打了。只听幺奶喝问是谁干的，韦四则哭着说不是他干的。母亲听闻哭声厉害，便去问怎么了，幺奶便说了死鱼的事，于是母亲便疑心到了我。再三追问，我承认了，母亲很恼火，把我揪出门口，一顿好打。那天我和韦四就在各家门口相对哭喊着受打。事后我才知道，那天韦四放学回家也看到了田里的死鱼，他便下田捡鱼，提回家，结果鱼的死因被幺奶识破，追问起来，导致最后我俩双双挨打。

当然，我和韦四也有翻脸呕气的时候。有一次，我俩为争地上掉的一枚炮竹，差点没大打出手。还有一次，他上我家的茅厕，把轮回五谷洒在了厕埂上，于是我把他的大名写在了厕门上，敦促他清扫掉，他则拉了根凳子坐在他家门口，对我说：“把门上的字擦了。”我也拉了根凳子坐在家门口，说：“把你的屎扫了。”我俩就这样坐在凳子上重复着那两句对话。第二天，又好像没有过纷争似的继续玩在了一起。

那时韦四的大伯家有一处芭蕉林，我俩放学后或者周末放假时常去芭蕉林玩，不为找芭蕉吃，而是砍下芭蕉叶，用芭蕉杆做成各种长枪短炮和旗子，然后以田埂为碉堡，假想着前方有敌人，就这样翻滚于田埂，奔跑在田野，乐此不疲。

摘茶叶是韦四教会我的。那时他家有茶叶地，我家没有，于是他便叫上我同他一起去摘茶叶，卖了钱自己用。卖茶叶得的那几块钱，应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也让我对茶叶有了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情。

如今每每看到李子和杨梅，我常常想起那时的我和韦四。

李子的记忆是在一个雨季的雨天，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发生了“九八洪灾”的那年。那天放学，因为下着大暴雨，我们都回不了家。雨小后，韦四提议去他姑爹家避避再说，邀我同去——他姑爹其时在明英小学任教，他家就在学校对面。我当时也不敢回家，便一起去了。等天放了晴，我俩准备回家时，发现了房屋旁边的李子，便上树摇了一会，才说说笑笑回家。后来我还常常和韦四去他姑爹家，记忆中有一个周末我俩在他姑爹家砍了一天的格咯。

至于杨梅的事，现在想来还觉心惊。那天我和韦四与华兵在一起玩，华兵家来了客人，他家门前路边竹林里有棵很高很大的杨梅树，恰巧那时树上结着黑红的杨梅，我们也素知那棵杨梅好吃。华兵说摘些杨梅待客，于是我们三人便上了树。那棵杨梅树真的太高了，放在现在，我是不敢爬上去的。我们各自在一分枝上，我和韦四边摘边吃，华兵拿着一个袋子，边摘边装，不一会，只听他说了一句多摘一点的话，然后一声清脆的枝桠折断的声音传来，我和韦四看时，华兵已经掉到了树下，不动了。我俩吓傻了，急忙下树，告知了华兵的母亲后，我和韦四战战兢兢惶惶恐恐地回了各家。华兵那一次掉树后，被地上的竹桩扎破了肚子，缝了很多针，我们则只能庆幸他还活着。华兵和我们是同龄，记忆中我们还同过班，但自从掉树之后，他留级了，所以渐渐地我们的事迹中就少了华兵的身影，也是从那次事之后，我特别害怕爬高树。

对于其他的伙伴，留下的记忆几乎都是在一起玩的情景了。

老桃学名段安红，她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是同胞兄妹，因此我们是老表，他比我长几个月，按理我应称她表姐，不过我一直叫她老桃，记忆中她一直都很胖。因为是女生，她和我们几个男生不常在一处玩，只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去山上弄了一袋板栗，老桃出五十块钱买了，那时的五十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我们也不在意她的钱是哪里来的，只惊羡于她的有钱。后来上了初中，老桃没念完就嫁了人，去了浙江，很少回来，多年前她回来一次，越发胖得不可形容了。

我们当中人如其名的莫属陆高，他学名陆锦高，和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时，往往能显示出名字的意义所在——长得高，加之人才不错，可谓亦高亦帅。尽管我和他都姓陆，却不是一个家族，而且与韦四一样，论起辈分我得称其为“高耶”——我至今不知道这辈分怎么排的。因此，我以“爹”称他的父亲，照理应该呼其母亲为“奶”，但是从小我却一直以“姨妈”呼其母亲，至今说改已难。

要说我们当中谁最富有勤快做事的细胞，应当首推阿廖了。阿廖学名廖德富，记得那时班上有五个人，名字中有富字，号称“五富”，小桥边就占了三富——阿廖的德富，韦四的良富，我的运富。要说我们几个人当中谁最懒，我觉得没有谁能跟我比的，于是其他几个小伙伴便成了母亲常常叫我看的“人家德富”“人家陆高”“人家韦四”，其中阿廖是母亲叫我看得最多的，我因此而建议母亲干脆拿阿廖当儿子算了。

杨进外表看似憨厚，也显得老成，更是我们几个当中明显散发出混世气息的人物，他学名杨昌进，与母亲的杨是同一家族，所以从家族辈分推来，我俩是表兄弟。杨进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与人相交上，他表现出来的方式都有着混世的味道，简单说就是如同香港古惑仔电影中表达的那种江湖哥们义气。

现在说起来，那时我们玩的事大多是孽障之事啊。

那时的马路还是泥土路，我们就在车辙印迹上挖坑，埋着长钉，所谓放夹猫，以扎到过往车轮为能事。

有一次，我们向陆高爹家门外一口满水的水缸里扔了一枚炮竹，只听一声闷响，水缸顿时坍裂一地。

我们也曾把大通硝（威力更大的炮竹）扔进韦四家的茅厕坑里，炸得茅厕里地上墙上到处是轮回五谷的残渣。

我们也会在寨上有红白喜事大人忙碌时，趁着月光，躲着夜色，潜入麦地，将田里堆好的稻桩堆点了火，然后溜回家窃喜。

虽然放牛班后来逐渐消逝，但我们也不闲着，周末或放假，我们就牵了自家的马，到河边放马。那时放马,中午也是不回家的，但基本不带饭，大家背着红薯，饿了烧红薯吃，有一次我们因为烧红薯，弄出了一场不小的山火。

自从上了初中之后，我就很少与几个发小在一起玩了。特别是初一结束之后，我莫名其妙地在初二时从原来所谓的鸭子班进了尖子班，由此，我才开始人模狗样假装学习起来，不再像初一时给心仪的女生写所谓情书，甚至对那位从小学五年级就心仪的女生不感兴趣了，也不再在课余时去所谓的“姊妹室”瞎逛。就这样，我也渐渐觉得我与几个发小之间生起了隔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只是觉得他们与我渐渐疏离——这样的感觉其实让我暗暗生愁。

于是，初中毕业后，我一个人去读了高中，他们选择读中专。高中期间他们来找过我一次，现在想来，都还能体味到那天的激动和兴奋，因为我真希望我和他们还能像小时候那样，经常厮混在一起。

然而，我们确是走了不同的路，也因此，在读高中和大学的几年中，看到几个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早早工作挣钱，而我还在靠着父母辛苦赚来的钱生活读书，心里很是难受，以至于那几年回家我基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为我觉得读书很惭愧，甚至觉得丢脸。

如今，我们都已奔三，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有时候，我还是盼望着我们能有机会聚在一起，举着酒杯，说一句：“从小到大！”

新房

一九九六年，冬末春初之交，我家新房落成，父母矿山之劳有了重大成果。要不要办酒席？近邻鼓动，远戚撺掇，尽显热情。于是，父母操办了他们成家以来第一个喜酒。

新房是一层砖房，记忆中，为了这层砖房能建起来，父母亲自挖沙、打砖，以青壮之力减轻建房成本。我有幸以一个玩童身份参与其中，至今隐约记得当时从何处运沙拉石，也记得司机叫“王德龙”，“王德龙”这个符号在我脑中一直以一辆大货车的形象存在。

那天应该是拢客，我第一次目睹了一个人活生生被打死。当然，我家的酒席和打死人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我那时虚八岁，已上小学，对事物有所认识和记忆。打人发生在马路边一块田里，马路距我家大概一二百米，田里种着麦子。我与伙伴在玩耍时看到了路边聚集的人群，出于好奇，便去看热闹。到了那里，只看到一匹马撂在一旁，自顾食麦，很多男女在推攮一个男人，推攮者表情愤怒，被推者面容呆滞，他们都不是小桥边的，但围观者基本是小桥边的人。接着，面容呆滞者被打倒在地，愤怒者和围观者将他围了两层，我借着人小，从人缝中钻进人群里，看到倒地者血流满面，那时我还不知道奄奄一息这个词，然而我看到倒地者已经是那个样了，只是身体还能轻微蠕动，却无声。

虽已如此，愤怒者似乎怒意难消，忽然有人举着一块脑袋般大的石头，砸向倒地者的脸门，其他愤怒者纷纷效仿，一会功夫，倒地者的脑袋已被石头全部覆盖，他至始至终未发一声。

已经记不清那一刻我是吓傻了还是心无惧意，只记得我确实站在那块麦田里，目睹了那个长大之后想来甚觉恐怖的场景。那天小桥边的大人应该都在我家帮忙，而围观者多是像我一样的闲人，我们不知道向大人报告，其他人则没有过多阻拦。于是，一九九六年的那个冬春之交，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显得如此无足轻重了。

后来听人议论说，被打死者是小偷，那天在现场的那匹马，是他从多杰偷来的，结果牵到小桥边就被多杰的人追上，追上之人一气之下就把小偷打死了。还有人议论说，死者是个神经病，所以被打时不还手也不吱声。

不过，打人事件并没有影响我家的乔迁喜酒，我们一家四人从此住进了内外皆白的砖房子，而外公和外婆一直住着木房，直到二〇一七年外公去世，外婆才搬到砖房住。

一九九六年落成的这层砖房，在后来的不同岁月，分两次建了第二层，并在第二层楼顶建了楼梯间和一间库房。我读小学高年级时，第二层楼已经建好半边，那时还没有到第二层楼顶的梯子，父亲便在旁边搭了一个简便木梯，我在那摇摇欲垮的木梯上下无数，晒米、晒包谷，收米、收包谷，最惬意之事，要数放学回家，煮碗面条，坐在楼顶上临风看云，那种感觉，无比空阔。

我读初二时，第二层楼的另一半也补齐了，室内的楼梯也通至楼顶，而且敲掉了第一层的墙壁，整栋房子都贴上了长条白色瓷砖，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房子，还能衬托出几分大户人家之气。

之所以记得第二层楼的另一半是我读初二时补齐的，缘于一件事。初一我所在的班级是个普通班，俗谓鸭子班，初二时阴差阳错进了尖子班，我很高兴，有次回家我便兴奋地找到父亲，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当时他正在二楼用砖刀铲打顶时滴在楼板上已经凝固的灰浆。我走近，叫了他，他应了声，继续铲，我说：“耶，我进了尖子班。”父亲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低头继续做他的事，过了几秒，他说：“那就要更加好好搞！”听得出来，父亲那一刻很高兴，也许也还包含着为儿子能进尖子班而自豪的心绪，父亲同时叮嘱我：“不要做别人讨厌的人。”在我读初中前，父亲对我和弟弟讲道理很少，要么不说，要么棍棒，而他的这两句话，从他说的那一刻起，就注入了我的血脉，成了我的人生箴规，第一句让我笃信任做事只要用心，绝不会收获尽无，第二句则提醒我人事复杂，少论是非，少争名利。

可以说，父母建的房子，是他们人生奋斗最光辉最伟大标志，在我渐渐懂得事理之后，成了我人生道路的一种鞭策，我想：以后我的房子应该要比父母的好些吧！

六一

六一，对我来说已经是个陌生的词。

昨天与伊带子夏下村走访，回来想在朋友圈发几张照片，不知道说些什么合适，作诗临时又编不出来。想了大半天，发现第二天是六月一日，于是就把下村走访当作提前给子夏提前安排的六一活动了。

我的六一都是在明英小学度过的。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物质生活并不丰富，小孩子们都盼着过节，因为可以从父母那里拿到一点零花钱买吃的。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的钱值钱，我甚至还用过几分面值的钱。所以，从父母那里拿到五块十块足以使我兴奋好几天，如果拿到十块以上，如十几二十块，对我们来说就是巨款了。

我知道父母也没有多少钱，所以能拿到五块十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那时的物价不高，我们喜欢的冰棒、烧烤、米粉和其他零食，也就几毛钱，瓶装的可乐汽水要贵一点，要一块多。

对于我们来说，六一有什么活动、要参加什么活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零花钱可以买那些平时就已经让我们垂涎的食物。可能是那个年代吃肉机会少的缘故，我最喜欢的是烤肉串，其次是可乐或者汽水。能够吃上一串烤肉，喝上一瓶可乐，那感觉，那神情，真是神仙一般，不知道有多美妙。

六一活动的项目，不像现在五花八门，日新月异。事实上，对那时的很多小孩子来说，过六一，过的其实是一种氛围、一种感觉，那就是不用上课，嘻嘻哈哈，轻松自在。当然，名不正则言不顺，过节也要找一些名目，不能让大家放任自流。因此，六一的节目是必须要有的。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节目莫过于大合唱。明英小学操场旁边有一排长长的台阶，好几级，为大合唱提供了便利，连高低凳都不需要。到了大合唱节目，以班级为单位，各班轮流上台表演。唱的曲目无外乎三观很正的歌曲，既充满感情，又要有满满的正能量，就像现在的机关单位搞活动必须要唱《团结就是力量》一样。

除了大合唱，体育运动也少不了。那时，在操场的围墙上，用红漆醒目地写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十二个大字，既是标语，也是口号。体育活动项目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不会被人遗忘的是接力赛跑和篮球赛。因为我体质差，更加不喜欢运动，所以几乎没有在体育运动的赛场上出现过，只是偶尔参加过几次接力赛。

小桥边的其他伙伴，都是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后来，六一的节目也渐渐丰富，阿廖那时候还经常参加舞蹈的节目，让我很是羡慕。

此外，六一活动不只明英小学自己办，很多时候是周边的几所小学合办。所以，那个时候的六一，可比现在的热闹多了，节目虽然没有现在的丰富和时尚，人气却肯定比现在的高，那时的六一，可以说比过年看会还热闹。

仙石

多杰上去，小桥边下来，是小桥边人口中的坡脚。坡脚有田，有地，有山。山不高，却很陡，马路沿着山脚走，一步一个弯，蜿蜿蜒蜒把人捎上坡顶，就到小桥边了。

邻着马路边，有一座小山，山是很不显眼的山，只是在半山腰，矗立着一块巨石，远看似巨人，近看给人一种狞厉的威严。小桥边人把这块巨石看作仙石，将自然的造化归功于神仙，说这块巨石是一个神仙从远处携来，偶然的姻缘留在此处。于是，这块巨石现今有个名字：仙人垛石。

那块巨石确实像通过人力垛上去的，它上宽下窄，人立的样子，有几分活物的影子。据老人们说，这块巨石以前是活动的，用手推，可以把它推弯腰，一放手，它自己会立成原来的样子，就像不倒翁一样。

为一看究竟，小时候我们曾披荆斩棘，爬到山上去看那块巨石。我们原本想去验证老人们说的话，去推石头，可是到了山上，发现石头的底部被混凝土凝固了，一丝石头能动的迹象都没看到。

后来听大人说，是小桥边的一个人因一个梦，用混凝土把仙人垛石的底部凝固，所以现在也不能证明那块石头靠人力能不能推得动。

那个人姓甚名谁，我忘记了，也不好去问知道的人，因为事情也算不上好事，再把别人的名字记录下来，终归有些不妥。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吃了晚饭，洗漱之后就睡下了。半夜，隔着薄纱蚊帐，在迷迷糊糊中，他隐隐约约看见有个人影在他床前，那个人影摇摇晃晃，欲倒未倒。他惊醒过来，床前没有其他人，迷信的他却认为这个梦是对他的某种启示。

那夜的梦，他思考了好几天，最后认定是坡脚的那块巨石有求于他：仙人垛石要倒，仙人托梦请他帮忙。

于是，他便准备了一桶混凝土，涂在了仙人垛石的底部，确保仙石不倒。不久，他被一块巨石压死在马坡矿山的洞里。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系，不相信迷信的我，对此也不得而知。

过年

●看西游

六小龄童版的《西游记》，是我们这代人学生时代遇到的霸屏神剧，而看《西游记》对我来说是寒假的必备节目，尤其是在小年后除夕前的那段日子，寨上杀年猪的人家开始多了，一家接着一家，庖汤一家吃到一家，直接导致《西游记》一家看到一家。至今脑海中还留存着与村里的小伙伴围着一台黑白电视剧津津有味看《西游记》的场景。

●赶年场

在除夕前的赶场天，平时安静的镇上会热闹起来，可谓人山人海，这就是赶年场。大家去赶年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购年货。小时候和父母去赶年场，我和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