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龙，广州市海珠区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金博士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董事长。著有长篇小说七部，电视剧本四部，发表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若干，0集电视剧本《无冕之王》年被广州电视台投拍，长篇小说《血色辛亥》获年华侨华人文学奖。

忧伤的蝴蝶

夜露重了，秋来了，天空高远了。

我不禁悄然北望，很远很远的北方，是我的家乡。那里有我的父兄，有我的亲娘，有我儿时玩耍的小河和山坡，有我的憧憬，和梦想！

此时此刻，我站在广州一个叫海珠的城区，站在新家的阳台，与澄明的月亮相伴，我看到，乡愁是一只忧伤的蝴蝶，正在纠结地飞翔。蝴蝶忽高忽低，忽如燕雀，忽如鲲鹏，以诱惑的方式，占领着我的感官，统治着我的脆弱，肆虐着我一夜比一夜柔软的梦境。

蝴蝶在飞，飞过了大元帅府，飞过了小蛮腰，飞过了珠江，飞过了工业大道和金碧花园！我的蝴蝶忽如炊烟，忽如闪电，忽如夕阳，忽如朝雾，像老家的槐花，又像山泉奔流的涟漪与天籁般的欢唱。这翻飞的乡愁啊，这美丽绝伦的蝴蝶啊！它飞过了树梢，飞过了水面，飞过了云肩，飞成了父亲山一样厚实的脊梁，飞成了母亲一声比一声温馨的呼唤。

蝴蝶在海珠飞；蝴蝶在故乡飞；蝴蝶在全世界每一个有人的角落里飞！蝴蝶在飞，在月光曳地地飞，在阳光明媚地飞，在如花似玉地飞！黑夜和山川，阻挡不了你的飞翔，你那时光一般绚烂的脚步，忠诚地伴随着游子的寂寞，从来不会转身离开。你幻化如春的轨迹，一会儿红，一会儿蓝，像虹霓的倒影，像和风的回声！

蝴蝶啊蝴蝶，你看到海珠那上百座古色古香的祠堂了吗？你听到邓世昌纪念馆那深夜的叹息了吗？将军庙的正气，圣旨牌坊的威严，状元井的刚烈，黄埔古港的桨林帆影！这里的蝴蝶往外面飞，外面的蝴蝶往这里飞。乡愁啊，已经被蝴蝶织成一张巧夺天工的大网，飘一飘是江湖，抖一抖是距离，若是漫天飞扬，那是惊天动地的变迁和征程！

蝴蝶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它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曲折，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牵动人心！蝴蝶是亲情，它越来越贴心，越来越温存。蝴蝶是一块美丽的心病，每个人都愿意揣着它，走南闯北，浪迹天涯。

蝴蝶，你飞吧，你随着风飞吧，你伴着雨飞吧，你在雷电中展翅高飞吧！你飞回家，飞进父亲的酒杯，你飞回故土，落在母亲的肩头，你告诉我的亲人，我想他们，我爱他们，我就是你，我就是那只忧伤的蝴蝶，在异乡，在天涯海角，飞啊飞！

乡愁

许多人都有浓重的乡愁，每逢特定的时刻，他们会凝神远望，会涕泪沾襟，会把酒放歌，会肝肠寸断。有人甚至为此郁郁而终，抱恨终身。

过去，盗匪猖獗，行路艰辛，音讯不通，经常一走就是永诀。或者，因为某种人为的因素，亲人之间咫尺天涯，即使望穿秋水，也不能相逢。乡愁，变成了日常的情绪，变成了游子的生态。远行人愁肠百结，梦里醉眼看灯，灯花儿里尽是乡音。哭算什么？凄惨算什么？死又算什么？倘若有家难归，有国不投，乡愁会像树根一样，深深地盘踞在子孙后代的心里！

乡愁困扰了多少人？乡愁愁坏了多少人？乡愁愁煞了多少人？

乡愁是距离，是遥远！乡愁是山重水复，是波涛汹涌！乡愁是阴阳阻隔，是生死攸关。乡愁有时只是一面墙，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墙里墙外，都是数不清说不完的离恨，都是拨不开斩不断的情仇！

我是一个游子，自小离开家园，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和亲人！我知道什么是乡愁，我理解什么是乡愁。

乡愁啊！乡愁是深夜的失眠，是正午的酒意，是黄昏的泪滴，是清晨的草叶儿上那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儿！乡愁啊，乡愁是母亲暮年的张望，是父亲临终的叹息，是姐妹兄弟年节的念叨，是妻子儿女晨昏的牵挂。乡愁啊，乡愁是历史的长河中最有磁性的涟漪，是生命角落里最有韵律的颤动，是人性区域内最为伤感的脆弱，是人类舞台上最能锥心的悲剧。每时每刻，乡愁都是一把钝刀子，在割肉，在剜心，在吸血！

今天，时代变了！

今天，我是站在乡愁之上的离人，不再是悲伤无奈的游子！乡愁不再是愁，最多只是茶余饭后的小矫情。乡愁不再是恨，最多只是冬去春来的小寒流。乡愁不再是精神世界的疟疾，再也不能重重地击穿我的旅程。

乡愁是恨，乡愁何尝不是爱？乡愁是惆怅，乡愁何尝不是寄托？

乡愁是闺蜜，乡愁是好哥们儿。乡愁是奋斗的蓝图，乡愁是振兴的志愿。

我们结伴天涯，我们拒绝孤旅。

我们把乡愁酿成一杯酒，谱成一首歌，写成一首诗，编成一段舞蹈。一句乡音，一通电话，一声亲亲的问候，我们的乡愁，会转化成爱，转化成相见时的拥抱和惊喜。

挥手之间，乡愁升级了！转身之际，乡愁换代了！乡愁还是怀念，乡愁还是牵挂，可是，乡愁决不再是束缚，不再是羁绊，而是信念，是盼望，是希望，是奔跑和腾飞的力量源泉。

乡愁是野马，我愿意用理性的笼头套住它。

乡愁是洪流，我愿意用智慧的堤坝拦住它。

乡愁是猛兽，我愿意用温暖的樊篱驯服它。

我愿意留住乡愁，留住那一抹淡淡的忧伤。我愿意把乡愁蜉化成一群蝴蝶，在我的眼前和心中漫飞。黑蝴蝶是母亲的电话，白蝴蝶是父亲的 　　那是个大雨天，骤雨像无数支冷箭，能把人的躯体穿透。我裹着一件特大号的军用雨衣，坐在卡车的后厢里，任凭卡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北，再向北。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打我的肩膀：“喂，醒醒，到了。” 　　我慢慢地醒来，抬起头向车外张望。其时，卡车还在开着，令人惊奇的是，车似乎不是行驶在路上，而是开在云雾之中，大团大团的湿气迎面扑来，一瞬间就驱散我残存的睡意。我站起来，伏在车厢边，向着梦幻一般的雨雾大喊一声：“喂，索拉图吉，我来了！” 　　路边的巨树越来越密，钻天杨挺拔俊秀，老柞树苍叶虬枝，紫椴树婷婷玉立，落叶松喷香吐翠。最让人心醉的是白桦树，伫立于雨雾中，如出浴的处子，安详、妩媚、高贵。稍不留神，白桦树就有了色彩，就有了音律，就有了触手可及的灵感和呼之欲出的风流浪漫。 　　啊，这就是索拉图吉，这就是令人畏惧被人诅咒的索拉图吉吗？ 　　我在索拉图吉驻扎下来。确切地说，我是被索拉图吉淹没。我在下车伊始就成了索拉图吉的一棵树，一块岩石，一团自然的浓绿。 　　索拉图吉是满语，意即偏僻、荒凉。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年前，沙皇俄国多次出兵进攻索拉图吉，遭到中国守军和当地百姓的顽强抵抗。前后多年里，俄国哥萨克在索拉图吉丢下了上千具尸体，中国军民也有数百人为国捐躯。更为频繁的战争却是内战。当时，索拉图吉被两支满族部落视为祖脉，于是，努尔哈赤部落和英额布部落之间的厮杀长达00多年，十多万人血沃索拉图吉！内战外战加起来，赫赫余年，索拉图吉的内涵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偏僻与荒凉的本意。何止悲壮，何止残酷与恐怖，数百年来，索拉图吉已经成为上至皇帝大臣下到贫民百姓的一块心病！数百年来，即使战事停止，但觊觎不止，挑衅不止，战争的企图和野心一直不能泯灭。 　　我进山一年以后，了解到索拉图吉一些鲜为人知的数据。索拉图吉离省城公里；离县城公里；离最近的村庄80公里；离团部公里。索拉图吉与外界的联系纽带是一条没上等级的公路，一到洪水泛滥或者大雪封山，索拉图吉顷刻之间就会与世隔绝。然而，孤寂与封闭并不能令我沮丧，我乐得在艰苦的环境中品尝生活另外的情趣。 　　首先是看山。索拉图吉四季有风，风动林动，林动山动。我随便往哪里一站，都能听到浩如烟海的原始森林百折低回或惊天动地的歌唱。歌声如水，毫不留情地淹没我的感官，涤荡我的思想，洗刷我的灵魂。歌声如雷，如一道闪电，让我眼前的尘嚣俱碎，杂念成灰。歌声强弱之间，阳光渐成主角，朝晖像一只火把，点燃了荒僻与孤野，索拉图吉顿时绵延成翩翩火浪，如史诗一般沉重。 　　然后看树。树是索拉图吉的灵魂，是表述深邃张力无限的语言，是天地造化完美结合的产物，是拉动想象绘制梦幻的精灵，是通古喻今卷帙浩繁的宏篇巨著，是难得的包容和涵盖，是生命与水的一部分，是光明与温暖的别称，是人类生存的后天延续。树与人类一起从远古走到现在，注定还要一起走向未来。所以我要告诉诸位：树让索拉图吉增加了文化意义的高度。千百年来，索拉图吉的树目睹了世事变迁，见证了天地百态，它们已经不单单是树，而是索拉图吉的精髓所在。 　　索拉图吉还有一大景观，就是古城墙上仅存的一座烽火台。已经无法弄清这是哪个时代的建筑了。城墙是清一色的矩形条石，在山峦的巅峰垒出了一派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势。时至今日，我尚能在城墙缝里见到锈蚀的箭簇，我似乎还能听到远古鼓角争鸣，剑戈闪着寒光；似乎还能看到异族的铁蹄蹂躏生灵，一时尸横遍野，狼烟残灭，旌旗曳地……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历史上从来没有攻不破的城池。战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对抗，而是文化意义的较量。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战争的胜负则是文化底蕴的现代展现。索拉图吉的悲壮因此略有些滑稽。为什么我们总是乐于用血和生命做学费来向历史讨教？为什么交足了学费之后还迟迟不能及早醒悟，悲壮了之后才发觉悲壮的滑稽？ 　　索拉图吉另一大景观就是夏日的绿。在一个雨后初晴的白天，我登上索拉图吉最高处，立即被一片翠绿惊呆了。这才是绿，不是小打小闹，也不是人工雕琢的假模假式，这是海一样雄浑壮阔的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天边到天边，莽莽苍苍浩浩荡荡地排展开去，绿得生动，绿得大气，绿得生意盎然，绿得活力无限。绿是力量，是威慑，是弹压，是从容以对。绿是蓄势待发的孕育，是卧虎藏龙的沉静。绿可以吞并阴谋，可以同化邪恶，可以消除绝望。 　　我想我是幸运的。当我走进索拉图吉的时候，虽然稚嫩但不失庄重。我是军人，军人就意味着庄重。当我荷枪实弹地巡行到索拉图吉的中国界碑旁边时，俄方军人看到的绝对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我会用我尚未丰满的威严让一切阴谋诡计都望而却步。有两件事让我至今难忘。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个秋天，我看见一只红毛的火狐在追逐一只野兔。危机在即，野兔跑得飞快。生存使然，狐狸追得更紧。最终野兔变成狐狸的俎上肉。我始终牢记这是一个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另一件事是一个春日，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狗熊大摇大摆地走进连队的仓库，把我们一周的蔬菜全部吃光。那些蔬菜是我们从百公里外的团部背回来的。可是，我们没开枪，因为我们已经订下协议：在索拉图吉，人和动物有平等的生存待遇。 　　一晃，0年过去了，索拉图吉已渐行渐远。可是，无论身在何处，索拉图吉都是我脑海里一根敏感的弦，一旦碰到就铮然有声。前不久，我在广州遇到一位当年的战友，他带来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某林业局近万名工人用了10年时间，将索拉图吉所有的树都砍伐一空！ 　　那天晚上，我喝得烂醉，好多人认定我为战友疯狂，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舍命一醉，为的是谁。

倾诉从怀念开始

年，我的同学沈阳从辽宁随军到了草原，他带来了许多上海糖果。做为见面礼，他把糖果带到了学校。我的老师敖登查干别出心裁，让全班学生分成男女两组——男生和男生摔跤，女生和女生比唱长调。得分多者分两块糖，得分少者分一块糖，不得分者不吃糖。我因为瘦弱，最终没有吃到糖。那时候物资匮乏，上海糖果对草原上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外之物，望着吮着手指兴味盎然的男生女生，我的眼睛湿润了。草原上的人们不同情弱者。尽管他们对弱者充满了理解，却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敌意。没有力气就练吧。我的老师敖登查干说了一句蒙古谚语，口气很强硬，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我倔强地开始训练。

我的训练方法很原始，就是每天晨跑十五里。我有一个很方便的训练环境：学校在十五里开外。我每天跑着去，回来的时候和沈阳同骑一匹马。我们都是孩子，两个人的体重还不及一个蒙古汉子的二分之一。在草原人看来，两人同骑一匹马和两人同骑一辆自行车没什么分别。我并不看重骑马的感觉，我觉得马和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别，就像山区和草原有很大的差别一样。我更看重高山和大河。这是我老家的特点。我老家在吉林通化，那里山高林密，水阔且深。那里的树和草原上的草一样多，鱼与草原上的牛羊一样多。在草原上，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猪肉，无论怎样都难以长到马身上去。不过，我既然已经到了草原，我就不能老和它过不去，我必须适应它，必须和它息息相通。

我每天在草原上奔跑，艰难地度过了疲劳期、耐力期和兴奋期。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按很多人的预测，我最多能跑半个月。但我让他们失望了，我跑了三年。我后来的身体变得很清瘦，像一只冬天的公狼。我的头发根根直立，枯黄且脆弱，稍一用力，就能揪下一把，我的头发似乎很轻，扔在风中，能随着轻风飘到外蒙古去。不过，我的身影却成了额尔古纳河边的风景，成了我老师敖登查干的骄傲。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坚持是万事之本，是草原上最珍贵的素质。小子，你行。

我不懂什么素质不素质，但我知道草原上的孩子不能不会奔跑。狂风来了，暴风雨来了，山洪来了，冒烟儿雪来了，狼群来了……逃生的办法就是奔跑。跑慢了，我就会变成尸体！草原很现实，草原只承认强者，草原对死亡以及对弱者的淘汰从来都不会手软。我很小就有一个鲜明的个性，我不服输。我永远都不想服输。对无知和无能，我一直都持死缠烂打的态度。我不相信我会无知，我更不相信我会无能。草原既然能优胜劣汰，我就迎接一次考验吧。长跑的持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有时候天太冷，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像刀一样切割着我的皮肤，我一边跑一边偷偷地哭，可我还是不让自己停下来，宁愿让泪水冻成一颗颗白色的冰粒。累极了，中午和晚上不想吃饭，我不服气，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冻得成坨的羊腿。吃完一条羊腿我会冷得发抖，可我还要到水缸前舀一瓢凉水咕嘟咕嘟地喝下去。草原让我快速成长，让我学会奔跑，让我有一种冲动——我越来越想跳上马背，在碧绿或者褐黄的草原上纵马飞奔。我更想歪骑在马背上，一边夹住马肚，一边仰着头向蓝天吼着多情而高亢的蒙古长调——哟嗬嗬噢嗬嗬哟嗬嗬——秋风黄啊/马儿壮啊/喝酒的汉子想姑娘啊……草原的孩子是诗人，是艺术家，更是一个情种。草原让人早熟。我知道，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不是坏事。羊肉吃多了，长调听多了，在羊和狼群中间穿行多了，谁能不早熟呢？早熟是什么？早熟是一种放弃，放弃了童年的坛坛罐罐，放弃了与生俱来的条条框框，人变得像风那么洒脱，变得像水那么随性，变得像草原上的季节那么大方自然！这有什么不好？我站在草原上，像蒙古汉子那样端着一碗六十五度的高粱烧酒，人模狗样地大吼一声，然后一饮而尽！你敢说我不豪气？你敢说我不英雄？豪气和英雄是草原人的追求，也是草原人的骄傲。

人就是要活在一股豪放的气概里，有了这种气概就有了精气神儿，就有了云雀一样的灵魂。没了这种气概，人就小了，就像一丛秋草一样萎靡不振——呵呵，你一定会骂我在扯淡，是吧？你一定不相信草原上一个黄嘴丫子还没褪掉的小屁孩儿怎么可能懂这些！信不信由你，我还真就懂了。当然，这些道理都是敖登老师对我讲的。他敢对我讲这些话，是因为他家访时见到过我爸爸，我爸爸不但没把他当成黑五类，还和他喝了一瓶通化白酒，为了这份信任和理解，敖登老师对我几乎无话不谈。

敖登查干老师是个瘦弱的中年人，来自呼和浩特，此前是一所大学的生物老师。因为祖上做过国民党军官，被有关部门下放到赤峰地区一个旗里放羊。当地人不愿意让他放羊，他很笨拙，笨到连一头母羊也追不上。他就到了学校，给我们讲语文课。敖登老师能背诵五百页的蒙古史诗《成吉思汗》，在我们心里，他一直是个英雄。

敖登老师预言：你一定会爱上草原，他说，也许不是现在。当时我只想着到哪儿去找一条煮熟的羊腿，对老师的话根本没在意。我曾经想过，我怎么会爱上草原呢？草原是一个大陷阱，到了草原，我首先要收敛山野造就的随意性。沙丘不能去，那里会有流沙，稍不留神，我就要被吞噬。滩涂不能去，那里没有鳄鱼，可是，遇到翻浆地，我会越陷越深，直到没顶。离家太远不能去，即使前十分钟风和日丽，一眨眼的工夫，沙尘暴会卷地而来，原本翠绿温情的草原，将变成一片死亡之海！美丽的事物经常带毒。诱惑和陷阱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初来乍到，自然不敢放肆，只能站在自家门前的高岗上，望着远方那片醉人的绿色，放纵想像。想像的方式很多，可以相互转变。敖登老师告诉我，在草原上，一定要学会倾诉，你可以用歌声倾诉，可以用文字倾诉，可以用奔跑倾诉，可以用肩膀和腰倾诉（指摔跤），当然，也可以用沉默和诅咒倾诉。人不能不倾诉，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声音。老师还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现在开始，从草原开始，你就尽情地倾诉吧。

我被老师那专注的眼神吓住了。我发现，老师的眼睛像狼眼一样明亮！

此后，敖登老师不断地向我提及一个艰涩的词汇：生存哲学。我固执地告诉敖登老师，我不想把生存哲学化。我认为草原上的生存是自然的，是纯净的，是不带任何功利的。可是敖登老师却向我摇了摇头。敖登老师说：不。

为了让我进一步明确生存哲学的涵义，敖登老师说，明天，你跟我走一趟。

第二天，敖登老师带着我沿额尔古纳河北上，经过一天的骑行，我们在一个河湾旁的红柳林子里安歇。那是年初秋，天气刚刚转凉。我们把营地设置在两棵粗大的柳树上，敖登老师很有办法，他把一些粗大的树枝折断，巧妙地编织成两个笸箩，再把毛毡子铺下去，一张床就成了。然后我们就趴在柳树笸箩里，静静地向河湾拐角处张望。

我们不是来旅游的，我们此行的任务是观察狼群。我们趴在柳条笸箩里，可以把四周的景致看得清清楚楚。额尔古纳河边的柳树都很高，我们所在的笸箩离地面少说也有十米，要知道，十米的高度，在草原上可以算得上奇高，不到笸箩里趴一趴，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站得高望得远呢。敖登老师一边抽烟一边让我记住：你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你长大了一定要做创造性的工作。我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敖登老师。敖登老师解释说，你是一个敢于打破常规的人，你的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打破常规，一定不要被传统束缚。就像今天，你本该在学校上课，你却在这里看狼。

那天有很大的风，我感到柳树在大幅度地摇晃，可我的内心却异常稳定。我仿佛一刹那间就体会到了什么是属于我的哲学。我要打破常规，我要挣脱传统的束缚。别人在学校上课，我偏偏要到河湾里看狼群！狼群对我是一个诱惑，我不用请假，敖登老师是班主任，他说我不用上课，我就不用担心被老师罚站。当学生的谁愿意天天坐在教室里照本宣科？到大自然中看看少见的狼群，谁不来谁就是孙子！这好啊，这多么自由，这就是让我自己为自己作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三十年后，中国的大地上流行一句话：我的地盘我作主。但自我作主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

黎明时分，我们真的看到了狼群。狼群是转着圈来的。渐渐的我看清了，其实那是两个圈子，里层纯白，外层草黄。敖登老师告诉我，里圈是一群羊，外圈则是狼。这就是草原上有名的狼圈羊。狼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动物，它们有组织地把牧人视线以外的羊群赶到无人的角落里，再有组织地屠杀、吞噬。整个过程计划周密，绝不会有半分失误。狼们十分冷静，没有急躁，也没有得意，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冷漠地把羊圈到一个洼地里。羊们则万分惊恐，一个挤一个，一个推一个地咩咩叫着，像风吹水面那样颤动。我开始憎恨狼，同时也在同情羊。一方面是快乐地进食，一方面却悲哀地丢命。生存和死亡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希望敖登老师能想想办法救救这群羊。敖登老师却轻轻地摇头，他告诉我，其实，这群狼远比这群羊要珍贵许多。我觉得敖登老师有些莫明其妙。狼怎么会比羊更珍贵？狼是吃人的野兽，而羊却是人的朋友！敖登老师笑了，说这就是哲学。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反驳敖登老师，但我却从此对哲学有了本能的抵触。我认为哲学不讲道理，凶恶的狼群怎么会比羊群更珍贵呢？

想不通嘛。

那天我们就在柳树笸箩里过夜。敖登老师一边抽烟一边向我灌输他的生物哲学。他说，在生物界，特别是动物界，弱肉强食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规律。比方说狼，它们的生存任务就是猎食羊，只有捕获到足够数量的羊，它们才能活下去。而羊，天生就是为狼准备的食物，它们努力地啃食青草，把自己养肥了，就开始宿命地等待狼的到来。其实吃羊的何止狼，还有我们人类。而且人类吃的更多，如果不加节制，人类完全可以把羊吃得精光。说穿了，人类才是羊最大的敌人。

死亡让我终于弄明白了什么叫精神层面。万物的生存，不仅仅是在食物链上行走，生存法则上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主宰，那就是命运。在草原上近乎横行的狼群，在饱餐了一顿肥羊肉之后，极有可能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届时，它们的命运就会在瞬间改变。羊的命运即是狼的命运。一场大火过后，灰烬中狼尸遍布，其状可悯。我曾经数次看到这种景象。我一直在想，再强大的种群，都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再弱小的种群也可能绵延不绝。羊就是一个例证。实在不行，它可以改变一下生存方式，由野生变成圈养，羊尽管失去了一部分本色，但它们血脉却得以保存。这是一种充满屈辱的变通，可是在残酷的自然法则面前，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保存自己的最佳方法呢？羊的哲学就是活下来再说，吃饱了再说，一切都到死亡来临时再说。只要活着，羊就是健康的，就是快乐的，也许狼群已经逼近了，它们还在悠闲地吃草。夏天的草汁液充足甜美，多吃一口都是享受。羊对死亡已不再思虑过多，也许死在狼嘴里比死在人手上更安逸些。狼只是把羊直接扑倒，可是人还要把羊肢解，把骨肉扔进锅中煮沸。还要硝熟羊皮，拿来日用。甚至还要把羊头拿来做招牌，挂羊头却要卖狗肉。人类就是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残酷的死亡制度化，戏剧化，生活化！人类永远比狼和羊复杂。这对狼和羊来说，都是一种悲哀。也许狼和羊都曾经发表过天问，它们仰头向天，涕泪连连地哀告：天哪，人类什么时候也能简单一些，别玩那么多花样，别玩那么多计谋，大家真正地和谐相处该有多好？

真正的阳光不在人类中间，而在动物界。这也许是个谬论。但事实证明，人类永远都没有动物活得轻松。人类人类，活着很累。没有什么比人类的生存压力更大了。也许我们可以借鉴动物的生存哲学，简单，再简单。惟有简单，才是生存哲学的最高境界。在此，敖登老师使我获益匪浅。敖登老师让我学会快乐，学会把悲伤扔在脑后。苦不再是苦，再苦也可以变成快乐。后来我把这种信念带到了部队，带到了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变得从容不迫，变得像狼一样机警，却像羊一般温顺和忍耐。我开始降低生存标准，走到天边，粗茶淡饭即能体验到幸福。

只可惜我永远地错过了教会我这种生存方式的人。年夏天，敖登老师在接到平反通知书的当天晚上，令人意外地上吊自杀。他是踩着一堆书籍把头伸进绳圈的，书后来倒了满地。当时我不在现场，据我的同学沈阳介绍，敖登老师死后手里还攥着一封信，那是他写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折磨死的妻子的，通篇都是思念和愤怒。十年后，我在沈阳那里看到了敖登老师的信，看到一半我就哭了。我被老师的倾诉所打动。老师似乎留了一手，他没告诉我人还可以用死亡来倾诉，这是最伟大也是最痛快淋漓的倾诉，可以让世界震惊。这需要勇气，需要信仰的力量。敖登老师导演了一场悲剧，我不知不觉地成了观众。可是我没有看到剧终，我因为命运使然，中途退了场。所幸我记住了一种新的倾诉方式，这让我觉得我有了一种新的武器和新的力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里的色腺在慢慢变淡！没错，死亡就像一只残忍的手，它可以把这个世界剥成一张黑白照片。

死亡让世界失掉颜色。

这很像草原遇到秋天。年春节期间，我再一次踏上草原，在内蒙古奈曼旗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山坡上找到敖登老师墓，我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哭成了泪人。我想敖登老师会原谅我的脆弱。我现在是用泪水倾诉，倾诉一种想念，倾诉一种遗憾，倾诉一种时空倒错的苦痛！谁让我弄懂了一种方法呢？方法论现在十分流行，人们也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但让人担忧的是，有些方法太过于急功近利，走不了太远。只有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方法十分好用，可以支持我走遍天下。让我无可奈何的是，我连声谢谢都无处可说。我想起了老师信中的一句话：生活，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用爱保护自己

草原充满了危机。每种危机来临，都可以要人性命。我的好多个同学和老师都先我而去。每次看到他们的亲人抚尸恸哭，我都会想到一个问题：怎样来保护自己。

躲避死神和伤害，是人类的大命题。生活在草原上，这个命题就更为沉重。草原上的死亡方式和内地大有不同，稍不留神，你就被身边的灾难拉进地狱。我的体育老师杨进祥身高一米八五，体重至少有一百公斤，平时力量大得惊人。可是，有一年冬天他在校长家里喝多了酒，半道上睡在雪地里，第二天被发现时，已经冻成了僵尸。我的许多同学不懂得在冬天的时候把袜子放在热炕上烘干，第二天照常穿着湿袜子上学，结果一个冬天下来，脚生了冻疮不说，还坐下了胃病，甚至患上不育症，痛苦终生。

我家有个蒙古邻居，就是会拉马头琴的铁木耳大叔，他一见到我就脱下我的鞋子，认真地检查我的袜子。他经常剪下一块羊皮，塞进我的鞋里，然后才满意地说：滚吧。脚下踩着一块干燥的温暖，那是冬天里的福气。我就是在铁木耳大叔的骂声里学会了生物性的自我保护。

我们上学的条件很差，学校离家太远，我们不能回家吃午饭，所以天天都要带饭。学校不给热午饭，饭只能凉吃，吃久了凉饭，胃会抽筋地疼。铁木耳大叔告诉我，干牛粪可以生火，中午的时候，把冷羊腿放在牛粪火上烤一下，吃了就不会胃疼。用牛粪火烤食物对于一个汉族孩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我照做了。我知道，铁木耳大叔不会骗我。我也亲眼看到他用牛粪火烤羊肉吃。这以后的几年，我一直烤下去，羊肉没变味道，胃也不再疼了。我的同学沈阳却因为胃病，不得不回沈阳去住院治疗。沈阳的胃病一直都没有痊愈，年还动过胃切除手术。我到沈阳去看他的时候，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瘦得皮包骨，一米八二的个子，体重仅有一百斤，看了让人心碎。

铁木耳大叔每到冬天就给我准备一块羊皮，上面系着一条细绳子，上学的时候，铁木耳大叔把羊皮拴在我的腰带上，这样，不论我什么时候玩累了，都可以随意坐在地上。羊皮成功地阻隔了地上的潮气，我可以免受痔疮之苦。草原上的孩子大多有痔疮，发作起来不敢坐，只能站着上课。几乎每个班里都有几个站着上课的学生，下课我们都在教室外面疯玩，他们却连上厕所都要夹着屁股，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年我参军的时候，铁木耳大叔特意为我熟了一块新羊皮，卷成一个漂亮的皮筒，我带着这块羊皮睡在部队的硬床板上却从来没感到寒冷。

从某种意义上说，铁木耳大叔用他男人的襟怀代替了母爱。这让我无意当中又多了一个亲人。很多人羡慕我身体好，几乎不惹毛病。他们却不知道，这是我的亲人成功地运用了来自草原上的生活智慧，让我得以远离病痛。我在草原上生活了六年。这相当于我上了六年大学，听了六年的生存课。还有什么比战胜灾难更快乐？我在人世间奔跑，在倾诉，在各种灾难中快乐地生存，即使是下雨的时候，我也会躲着雨点儿，悠闲自在地行走。

在这一点上，我的父母对我的照料远远不及铁木耳大叔那般无微不至。那时医院工作，一两个月难得回来，爸爸不是开会就是训练，根本无暇顾及我。我每天早上到机关的饭堂吃完饭就骑马上学。那是一所以蒙古孩子为主的牧民学校，他们大多不会说普通话，见到我，像见到猴子那般稀奇。种群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相互排斥与讥讽到了极致，很难融解消退。我在这种环境下呆了足足一年，情势都没见好转。我开始沉默。幸好草原乐于接纳沉默，我在这种沉默中开始另一类活跃，那就是用眼睛和大脑说话。我是演讲者，我是听众。我是一个人，我是很多人。各种角色频繁不休地转换，一轮一轮地下来，我开始失语。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这就是草原。

母亲每次回来探亲，我总是变着法儿地缠着她，能多和母亲呆一天，都是我的胜利。

和母亲在一起，我也不喜欢说话。我每天早上早早起来，站在母亲身边，望着徐徐升起的太阳发愣。太阳的光芒，连同母亲的温暖同时向我照耀，我幸福万分，也痛苦万状。我很想告诉母亲，我有多么爱她，有多么想念她。可是，母亲和母爱都像门前的额尔古纳河，是流动的。我却不能流动，只能眼看着母亲和母爱越走越远。母亲脾气大，看不得我哭，我如果哭了，准会挨揍。老家有一句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话在我这里不灵，我要是哭了，我只能哭得越来越响，母亲不会因为我哭就对我偏爱有加。

这让我想起了刚进草原时的一件事。有一次，母亲带我到额尔古纳河边洗衣服，河水很清，能看到水中的鱼儿欢快地游动。我让母亲帮我捉鱼，母亲却让我自己捉。我没看到过如此湍急的河水，我有些怕。我的恐惧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二话不说，掐住我的腋窝就把我扔进了河里。河水很深，足以让我没顶。我惊恐地挣扎，连喝了几口水。后来母亲揪着我的头发，目光如炬地说：儿子，你记住，不会游泳就要淹死。

后来我学会了游泳，在很多次部队举行的比赛或演习中都夺得了游泳名次。我曾经负重八公斤游出三千米，破了集团军的游泳记录。

我由此学到的东西远不止这些。关于生存的本领，我几乎见样学样，每学必精。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照料自己的生活，学会了把保护自己放在生存的第一位。我甚至学会了吃草，使我的生存能力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其实草原上的孩子都有吃草的习惯。没有水果，食物总是极其单一，特别是秋季以后，除了牛羊肉，我们经常半年见不到蔬菜。那时我们还不懂得蔬菜对人体的重要性，但我们出于本能，见到绿色的植物就想塞进嘴里——大叶芹、芨芨菜、车前草、婆婆丁（苦菜）、野草莓、野韭菜、小根蒜、酸浆草……我们几乎见什么吃什么。这些植物或甜或酸或苦，但有益于健康。觅食的快乐无可比拟，吃饱了就在草原上睡觉，自有一番情趣。我在无意识当中培养了一种野外生存的技能，这让我以后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时有了相当充分的自信。曾经有近十年的时间，我变成了打不垮拖不烂的铁人。

草原上的孩子们都能正常地面对饥饿。暴风雪来了，有时候几个月大雪封门，一切资源都消耗殆尽，我们只能吃生羊肉。渴了，我们便吃雪。雪看起来温顺，但塞到嘴里就是另一番滋味——出奇地凉，牙床都被它冻木，半边头会生生地疼。每到这种时候，很多人家都要挤到一起生活，以便腾出房架来烧火取暖。蒙古人有共同面对灾难的习惯，它也感染了生活在草原上的汉人。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不分彼此，都穿着蒙古袍子，都扣着蒙古皮帽，身上都散发着强烈的牛羊膻味，一切都司空见惯，一切都不以为然。我们在乎的只是如何战胜大雪和严寒，如何度过那一个又一个刮着白毛风的漫漫长夜。

在一起生活久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几十年后，我在广州遇到了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她是女生，名叫斯琴其木格，她见到我时，嘴里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惊叫，百米速度扑上来，抱住我就哭。那是分别多年的骨肉亲情才会有的哭叫，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通往亲情的有效途径。那一瞬间，我所有的冷漠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草原上那种生死与共的责任。那天晚上，激动不已的斯琴其木格还和小时候一样，不避嫌疑地和我挤在一张床上，还像个怕冷的小女孩儿，紧紧地抱着我。我一直不能入睡，我望着斯琴其木格那张紫色的脸膛，默默地流泪。我发现我还是当年那个我，调皮、浪漫、坚韧、富有爱心。我还是那么真诚，还是那么热情洋溢，还像一只公云雀，眼睛和血管里流动着抒情的歌声。我想，世俗的力量根本不能改变我。对，它不可改变我。我是草原上基因固定的树苇草，品质已接近木本。我喜欢自己做一个笨拙地爬上马背的人。我热爱马背，就像热爱平坦一样。马背意味着一种速度，一种高度。马背是我和自然界的社会性组合，它说明我不是单一的个体，我是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就像我被斯琴其木格抱着，我们有共同的睡眠，有共同的呼吸，有共同的梦境。我们在共同保护自己，也在共同保护对方。我们的保护有着美丽的人性成分，那是一种爱，一种博爱，一种可以当饭吃当歌唱当成精神支柱的大爱。没有比生死与共更让人敬佩的品质了，我要为此放声歌唱。

说到歌唱，我要感谢铁木耳大叔，这位勇敢善良的蒙古汉子，用深情的歌声与琴声为我演绎了好多个蒙古传说。我相信每一个传说都是一种倾诉，都是一种对英雄的怀念与礼赞：《成吉思汗》、《窝阔台传》、《术赤传》、《者别传》、《大将军木华犁》……我跟铁木耳大叔学会了用生命歌唱，用爱歌唱，用天地人三合为一歌唱。我还学会了把歌声融入血液，把马头琴的曲调编织在视线当中，把春去秋来时光荏苒当成绕梁不绝的天籁！

我从斯琴其木格那里知道，铁木耳大叔于年9月去世了。老人辞世之日，正是野花烂漫时节。老人那偏僻的蒙古包旁边，一直都有嘤嘤的蜜蜂飞舞盘旋。老人一生好酒，我为此燃起三柱新香，恭恭敬敬地献上三杯酒。酒是五粮液，性烈，火一样的酒性飞进天国，让老人豪放一醉。老人酒不避醉，醉酒当歌，一把马头琴如泣如诉，令人沉迷。老人还有一腔厚爱，比酒更醇，比歌声更有暖意。老人去了，但音容宛在，爱意犹存。我忽然很想倾诉，很想表达我内心的躁动。我像一个毫无遮拦的竹筒，里面装满了稀奇古怪的珍宝，现在，我刻意要把它推翻！我的嘴边挤满了黄羊、野马、狼群、灰鼠和草兔，我的眼前则是奔腾的蒙北骏马，是成片的绵羊，是河流一般飘逸的牛群！尽管我已年近不惑，可我一瞬间又有了大吼一嗓子的冲动。我知道命运是一股力量，稍不留神就会上演一出悲喜剧。这时，我是相信宿命的。

斯琴其木格回内蒙的时候，带走了几本有我作品的杂志。我嘱咐斯琴其木格一定要把杂志送到敖登老师和铁木耳大叔的坟前。我要让我的师长们知道，我的倾诉已经由思想变成了文字，这是另一种倾诉，比奔跑和诅咒又高了一个层次。师长辈九泉有知，一定会为我欣慰。在这里，我套用一句蒙古人的谚语：我掌握了文字，我一定是苍天的右手——现在，我把右手按在胸前，默默地对着天空说，我的亲人，愿你们安息。我会用爱保护自己，也会用爱保护别人。我不能忘记我来自草原，我曾学过狼和羊的哲学，我曾享受过倾诉，享受过爱。尤其是草原的宽广，让我胸襟飞扬，素无遮拦。感谢生活，感谢天地，更要感谢草原，是草原告诉我，人不要总想着自己，想着别人，会更快乐。

巷子

我第一次走进南天九巷，是年4月。那天下着小雨，淅沥的雨声像一个个散残的文字，让我倍感凄清。巷子是棠溪南天十几条巷子中的一条，曲曲折折，阴暗又潮湿。我在告诉自己，以后，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要生活在其中。巷子将承载家的重任，将兼容我的梦、我的奋斗与日常。我的情感与生命，将由此向社会纵深延伸、辐射。巷子就是一个积攒力量的基地，一个休养生息的港湾，一个能让我忙里偷闲舔舐伤口的巢窠。

巷子相当古老，地面由磨得发亮的条石铺就，偶尔能从条石上辨认出道光或咸丰等字样。这些里程碑式的文字，让巷子显出幽深，显出陈年的力度，就像一本线装书，残败中凝聚着一股实实在在的力量。我每天在巷子中进进出出，闲暇，便坐在巷子的某个角落，呆呆地出神。巷子适合发呆，再浮躁的人，进入巷子都会安静。巷子里的砖石、光线、楼上防不胜防的滴水以及暗暗流动的略有些腐臭的气息，都可以用两个字形容：沉闷。巷子真切地告诉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这里是夕阳集结之地，不会派生活力。

我经常蹲在巷子中，竭力地寻找光线。巷子很窄，且呈S状。村里的农民盖房时，把占地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楼有8层，一栋靠着一栋，几乎没有间隔。我住的四楼与对面的四楼触手可及，连邻居家一枚纽扣儿落地，都听得真真切切。我住的房间整日没有阳光，白天也要开灯。因此，巷子是渴望光线的。光线是巷子的黄金概念，走进巷子，你就会发现，光线是多么重要。这一点，本地人并不担心，他们都住在顶楼，相对宽大的天台上，种着各色花草。他们彼此相望，就像站在昔日的田头地角。巷子里的农民已经全部改成了居民，真正实现了洗脚上田。尽管他们是那样的失落，但他们还是很快就适应了没有土地的居民生活。他们有着先前做农民的勤劳，还保持着本地人的优越。他们除了靠土地转让公积金的分红，还有大量的房屋出租。巷子远离市区，所以房租并不贵，每个月一两百或者几百元不等。租金取决于房屋面积。单房光线好的要三百五十块左右，光线稍差的只要二百多，加上水电费、楼梯灯费、有线电视费，也不过三百出头。这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费用，双赢。巷子有自己的原则，关乎生计，谁也不肯过界。但不公平也比比皆是，巷子里的水是三块钱一吨，电是一块钱一度，比市民高出一截儿。可谁让我们是租房的呢？有本事买房去。巷子里本地人外地人都会这样说，牢骚者便无趣，再也不谈此类话题。

巷子很脏，脏到无法描述。无论白天黑夜，巷子里都有无尽无休的垃圾，散发着强烈的腐臭味儿。垃圾一直是大都市的硬伤，就连纽约和东京这样的发达城市也在劫难逃。巷子的垃圾较有特色，它们的可怕不在于堆积成山，而是从天而降。不论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留着什么样的发型，若不幸被一包粘乎乎臭哄哄的垃圾砸中，你能不沮丧吗？你能不骂娘吗？你能优雅如初吗？可是，这是天灾，你有冤无处诉，只能自认倒霉。飞垃圾已经不是污染环境这么简单，它已经上升到伤害心灵的高度。很多人呼吁，应该就此立法。我对此一笑而过。还有比这个更垃圾的，都能立法吗？立法就能解决问题吗？但我不说。我在巷子中穿行，从未被垃圾砸中。因为凡事都逃不过一个规律：我一直选择巷子的边缘，一直想像着头上正降落一个重重的肮脏的垃圾包，所以，垃圾也学会躲我，如是十二年，我们相安无事。

巷子里的老鼠多且大，最大的简直就像兔子，在我脚边气宇轩昂地走着，根本不在乎我的存在。巷子里很和谐，没有人打老鼠，老鼠已成了巷子的某种符号。巷子是水帘洞，常年滴水，这让巷子异常潮湿，洗过的衣服几天都不干，发霉是家常便饭。巷子里的电器，半个月不用就可能报废，摩托车三天不开就打不着火儿。我回家三个月，新买的电视机变成了茶壶，插上电源机内冒出一缕青烟，找人一看，说烧了！巷子里仿佛缭绕着仙气，这让我想到“山在虚无缥缈间”，我必须振作精神，才能抵御内心的潮湿，否则，我的生命也会发霉，我的意志会彻底崩溃坍塌。

滴水来自于拥挤的楼房之间密密麻麻的阳台——洗过的衣物、刚涮过的拖布、摆在阳台边沿上的花盆、空调机的排水管……各种水珠汇集起来，就成了瀑布。我绻坐在楼下的台阶上，仰头望着楼上，一颗颗水珠儿闪着晶莹的光芒悠然而下，在我眼前残破，我的肉眼看不到水星儿迸溅的美妙，但脑海会有相应的景象发生——我仿佛看到水珠落地时的辉煌，那种飞珠溅玉的优雅，让所有的风景都黯然神伤。

巷子里时常飞散着强烈的屎臭和尿臊气，还掺杂着莫明其妙的其它气息。我一直有个错觉，我不是走在巷子中，而是走在一个巨大的无边无沿的茅坑中。而我变成了植物，在巷子中充分地体味到了粪香。孩子喜欢在巷道上拉屎撒尿，我搞不清，他们为什么不进厕所？巷子里的房子都配有卫生间，都有较好的上下水。我曾经问过这些孩子，他们回答说，妈妈不让上厕所。我明白了，上厕所是要用水的，而水是要钱的。在巷道上如厕，虽说污染了环境，可那又怎样？被污染的又不是一家，大家都这样，也就这样了，没什么。司空见惯的不就是习俗吗？一旦上升到习俗，也许就成了文化。巷子是包容的，各种文化都可以择地生存。

当然，巷子里也有饭香菜香。我经常睡到中午才起床，不吃饭，洗过脸便下楼闲坐。我习惯这种睡后的慵懒，它能帮助我决定这一天将干什么——我有必要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一个闲人，每天除了读书就是写作。我立志当一个作家，为此，我在巷子里租房子，在书本和电脑上改造自己——但很快我就发现，自我改造很慢，很快的是被环境改造。菜味儿就是一个改造我的能手儿。湖南菜的辣，像一个严厉的师长，毫不留情地劈掉我的娇气，连打十几个喷嚏，我也想吃辣椒了；川菜的麻，也不能小觑，它不但能钻进鼻孔，还能钻进内心，不但能占据感官，还能占据灵魂。三五次过后，我发现除了川菜，我已失去了进食的兴趣。

在巷子里，不能说状态。面对这样的环境，谁能有什么状态？睡觉时别人正在大吵，声音大得能震塌楼板。吵骂也就算了，稍不留神，玻璃一声巨响，那是茶几飞起来，碎裂在地板上！有这种声音陪伴，任何人都得睡意全无，光剩下诅咒和沮丧了。

有时正写得来劲儿，门却被砸得要掉下来。开门一看，一群保安进来查身份证。如果身份证不在身上——对不起，跟我们走一趟！在保安们看来，没有身份证就意味着可能立功受奖。多个成例证明，没有身份证的人大多可疑，不是逃犯就是犯罪嫌疑人。据说抓住一个，保安可得几百到数千元奖金。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以后凡听到敲门声，我都要先找身份证，如果找不到，我会急出一身冷汗。保安蛮横，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

巷子里不止我一个闲人，各种迹象表明，闲人很多。夜里三点，我还在电脑上工作，隔壁的电视声也同样喧嚣不止。随着周围渐趋安静，电视声显得越来越大。那种声音就像一只小手，不停地搔动我的神经，让我分心分神。有时恨极了，便冲着声音的源头大吼一声，他妈的，电视声能不能小点儿？有时管用，有时没用。你有写作的权力，人家有看电视的权力，并没有法律规定夜里三点不能看电视，如果让巷子里的人靠公德心行事，那还是遥远的梦。

狗叫也是一种困扰。巷子里的人都喜欢养狗，因为这种半城半乡的地域，治安基本还是靠狗。夜深人静，总有人逡巡在别人的财物周围。主人要睡觉，狗便走上了传统岗位。贼吓退了，主人可以高枕无忧，却苦了我，刚有个好思路，几声高音狗吠一冲便烟消云散。我能怎么样？总不能冲上天台，与狗咬成一团吧？

人声也是巷子的噪音源。我对面一家潮州人不知做什么生意，总是清晨四点左右回来。回来后要么打牌，要么大声说笑。在我听来，每个字都是惊雷，都是一次核爆。时间长了，我开始抗议。任我喊破喉咙，对方也置之不理，忍无可忍之际，我想起了一句名言：有困难找警察。我打了，很快，警察出现在那家人门口，一番训诫，声音才小了。

有一段时间，我正在写一篇小说，不知为什么，这篇东西很刁钻，总是不得要领。偏偏又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滴滴滴叫个不休。起初我以为是谁的闹钟，听来听去觉得不像。我轻手轻脚地下楼，像一只警觉的猫，试图找到声音源。可是，那个声音十分神秘，幽远并虚幻。巷子里永远都有这种声音，无法判明来处，更找不到消除的方法。我走在巷子深处，像走进冥界，又像走进迷宫。巷子是一个困惑，是一个谜，并且永远也找不到谜底。我找了几次，始终不能与那个声音交叉。我回到房间，坐在电脑前，内心一片焦虑，键盘像爬满了蚂蚁，让我不着边际。我知道，我是和自己较劲。我一直是个敢对自己下手的人，如果需要，我敢断腕。也许那个声音就是上天派来折磨并考验我的，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它呢？

另一方面，我又心有不甘。我为什么不能找到一个确实存在的声音？也许这正是巷子给我的某种契机，错过了，就是终生遗憾。另外，巷子本身就是一本书，值得我去探究。我生活在巷子中，有必要深入了解它，更要深度体验它。我再次下楼，沿着声音的提示，一路寻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它。这是一部饮水机，不知哪个程序坏了，一直吱吱吱地叫个不停。我按着饮水机上的服务电话，通知了它的主人，第二天，这个声音消失了。我本来应该高兴，殊不知，却被一丝失落击中。那部饮水机是我在巷子中的一份陪伴，现在，它归于沉寂，我又如何不陷入失落？凡事都有利弊，只不过此番来得强烈罢了。

我在巷子中走动，渐渐地，我成了一个符号，一个不知字体的文字。巷子是一本线装书，我却被它排除在外，凭我叫闹，却始终不能挤进书中。我能理解巷子的排他性。人总是被阻隔或被疏离，就像我现在，既没脱离巷子的功利，也没融入巷子的深奥。从哪方面讲，我都是外人。说好，我不高尚；说坏，我不典型。我是巷子里的四不像，非驴非马，非黑非白。巷子告诉我，人不能总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巷子还说，世界上没有名人，只有人名。我不能不对巷子肃然起敬，巷子哲人般的沉重，让我汗颜。巷子像水，淘走了我思想中的沙子，让我拥有了理性，拥有了高度。

我整天坐在巷子中看行人，熙熙攘攘之间，我忽然变得明察秋毫。巷子变成了时光隧道，一个个全身长毛的猿人从巷子的此端走到彼端，便完成了进化，四肢爬行变成了直立行走。我则是一个旁观者，冷静而又感慨万端。巷子就是生活，就是一个缩影。巷子短暂，但曲折；巷子吵闹，却生动；巷子肮脏，但新鲜；巷子难懂，却富有亲和力！巷子很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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